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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日韩（CJK）汉字文化国际论坛

第三届中日韩（CJK）汉字文化国际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1-08-27

主办单位：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第三届中日韩（CJK）汉字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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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所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各类石刻兼收,以时代先后为序,上迄东周,下至民国,搜集了近两万种拓片图录,分装101册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对石刻拓片进行的大规模汇集整理,亦是目前最大的一部通代拓本汇编,给学界提供了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宝贵素材,自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学者关注.本文以《汇编》著录部分为校正对象，借助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研制的《隋唐五代石刻语料库》，对隋唐五代所涉及的第9至36册著录部分进行校勘，订正其讹误之处。其著录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类：碑刻标题问题、镌刻系年讹误、志盖错讹、撰书刻石者讹漏、误收伪刻、书体误判。每条均列其页码或编号，以《汇编》卷次及页码排序，以便查检。笔者不揣浅陋，现就审读所及，试举例如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 摘要：在汉字发展演进的历程中,战国文字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文字异形严重是该时段文字的鲜明特点.分域研究一直是研究战国文字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将秦、楚两类文字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深入到构件层次，对于发现这两类文字形体的联系和差异，反映两者不同的发展趋向，以及描述战国文字全貌，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本文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古文字属性库及先秦汉字发展定量研究”课题组研制的《睡虎地秦简文字语料库》、《楚简帛文字语料库》的支持下，尝试从构件的角度来进行系统定量的比较。具体比较思路是：以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直接构件作为考察范围，整理出二者相对特异者。在此基础上，完成这些特异构件实际参与构字的精确计量，并从文献用字层面来完成两者差异的量化评估，从而揭示出二者在此层次上的构形差异。研究表明，秦简牍文和楚简帛文直接构件相差不大，其中相同的构件在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特异构件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它们的构字能力很弱，实际使用次数也很少。虽然汉字在战国时期走上了地域性的分化道路，但变异并未走到底。秦、楚文字间共同存在着一批稳定的构件，在文字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相互问层层组合的方式构成新字，实现以有限的原料无限增殖汉字的目的，从而成为汉字发展的主流，保持了汉字的稳定性和交际性。
  • 摘要：文章就岳麓秦简考释工作进行介绍，具体内容包括治传舍、召走亡尸、赢、病进退不殼、牛饥车不攻闲、徵（徽）蚀（识）不齐、行者质（滞）留、啬夫弗行等内容。
  • 摘要：睡虎地秦墓竹简(下称"睡简")发现已36年有余,积淀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对其语言文字情况进行专门综述的文章,尚没有见到.本文尽可能搜集有关研究成果,从最初的报道及释文考释、字编字汇、语法词汇等方面较详尽地介绍其研究情况.总的来说，对于《睡简》的研究分为两种，一是对简文本体进行的语言文字研究；二是立足于简文的拓展研究。显而易见，前者的研究是基础，如果基础出错，则直接影响相关研究的结论。但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本人不避浅陋，对在探索过程中发现的相关问题做一简括，希望有益于将来的研究。释文注释存在错误；学者对释文的研究存在脱离字形说字义的现象；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未载《日书》，文物出版社在汲取各家观点的基础上修订前版，给大家提供一本全新《睡虎地秦墓竹简》显得很有必要。
  • 摘要：敦煌写本的发现,促进了汉语俗字的研究,时人前贤在俗字的理论、单个字形的辨认、考证和字形的汇集等方面都已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对于写本文字的构件替换规律的探讨还少有学者涉及,曾良先生《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一书作了很好的尝试,总结出了八十一条"文字通例",但是这些规律的总结还存在总结不全面、过于简单、互相联系不紧密等问题.本文想在曾先生的基础之上,以敦煌写本文字为中心,结合碑刻文字及字书,再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本文一共总结了十九条替换规律，包括木、扌、十相替代；木、忄相替代；木、扌、土相替代；土、十、忄相替代；木、扌、禾、礻相替代；亻、彳、氵相替代氵、亻、言相替代等。每条规律下都以敦煌真实字形作为证据，这些规律的总结不仅对文献整理带来直接的影响，还对异体字产生机制及过程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 摘要：殷墟甲骨刻辞中有两个形体，这两个形体从门从口十分清楚.最早考释它们的是罗振玉先生,他在《殷墟书契考释》中释为《说文》的"问"字.从构形上看，这两个形体与《说文》中的“问”字的确同形。但是我们普查西周金文、战国楚简，这两个形体作为“问”一词的书写符号而被使用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以上所列现象表明，甲骨文这两个形体在西周以降至战国各种载体中并没有作为“问”来使用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这两个形体是“问”字，而始终用古文“闻”或“昏”字来表示语言中“问”一词。到了战国末期的秦简才出现表示“问讯”义的从口门声的“问”字。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只能让人们想到那两个形体根本不是“问”字，而小篆中从口门声的“问”字的真正来源是秦文字。因此甲骨文之“问”与《说文》的“问”并不是源和流的关系，不是可以对应的一字，而只是形体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同形字。从字形看，从门从口，故笔者认为可能是甲骨文“启”字的繁化。原因在于甲骨文中有的形体在作表意偏旁时可以和另一形体相通，由此产生了许多异体字。
  • 摘要：金文一般是指殷周、秦汉时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字体.铸刻在金石上的文字叫"铭"或铭文.青铜器铭文一般铸刻在器体或盖子上,如《豐卣》是将同样内容分别刻在器体及盖子上.但写刻中若有盖铭与器铭同字而异文的现象，便称这样的铭文为“异文”。异文可以包括字样与文章。本文非以异文中笔画的粗细、缓急、长短、强弱等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探讨笔画的添加、方向以及文章的差异。通过对异文的分析，可以深入探讨西周时期异体字现象、器物制造产生的差异、同义字符互换、文章差异等现象，对理解铭文有很大的帮助。一般来说，同个或同套器物的铭文，其内容大致相同或相似，但却时有一些异文出现，这是相当有趣并值得注意的现象。若原有的器物后来被仿制，当然其风格自然而然会产生差异。但同时期同作者所做的同样内容却又作异文，这比起不同人记录而导致的异文，更可细致地观察到当时文字的互用现象。除了逐字比较分析外，更需综合性比较研究。例如通过《小臣謎簋Ⅰ》与《小臣謎簋Ⅱ》的盖铭与器铭相互总体比较，可以发现《小臣誕簋Ⅱ》的盖铭比其他铭文有更多的异文现象。又除了相互参照比较同一青铜器的盖铭与器铭异文现象以外，还需研究西周或东周等同时期的所有铭文异文现象。换言之，利用《金文编》等字典，研究同时期的异文以及异文的历史性演变关系，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工作。
  • 摘要：早期文字一般亦称原始文字,是指文字在发展阶段上处于形成不久时的文字类型.从普通文字系角度而言,早期文字又有许多与之相当或相近的名称——图画文字、原始文字、语段文字,等等.这一类文字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文字类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这类文字的认识与研究都很不够.本文想就对于早期文字的认识及其研究,提一些个人的看法.笔者认为，早期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文字类型，而且“早期文字”是较为合理的文字学术语。既然早期文字是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与重要阶段，那么，早期文字的研究，至少有利于解决这样一些理论问题：文字的发生、文字的性质、文字的发展等。因此加强对早期文字尤其是早期文字共性的研究，必然有助于对中国民族文字的共性和个性的深入了解。关于早期文字的研究，尽管至今专家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可以认为至今对早期文字的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都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早期文字的研究任重道远。
  • 摘要："者"在古今汉语中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学界关于"者"字的论述不少,但众说纷纭,而且集中对于金文中"者"进行的论述除散见于几部古文字工具书外并不多见.本文尝试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前提下,对金文中的"者"进行整理及说明.笔者认为金文中的“者”字为上下构造，其下部构件并非许慎描述的“从白”，应当为“口”。同时其上部构件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发展，其变化都是有理可循的。从金文“者”字的用义来看，其为“社”及“槠”字初文、“黍”字异体的可能性亦非常小，戴家祥(1995)从通假、用义角度对“者”上部构件所进行的分析，是同我们观察到金文“者”的情况比较吻合的。
  • 摘要：异体字所涉及的是字际关系.因此,以《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汉大》")异体字数据库为基础,通过系联的方法,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异体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考察时,便会发现一些分散时不容易看出的问题.本文将从关系字标注、义项问题、字音问题等探讨《汉大》所收的若干组异体字的问题.当然,这种分类只是为了方便讨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几个方面纠缠在一起的.
  • 摘要：小篆是中国文字形体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来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上承战国文字,下启秦汉篆隶,是古文字与今文字之间的桥梁,对研究中国文字的形体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书于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收录小篆最多的一部字典,裘锡圭先生曾指出:"《说文》收集了九千多个小篆,这是最丰富最有系统的一份秦系文字资料."然而《说文》在数千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以致产生了不同的版本.本文通过对六种大徐本《说文》篆文字形的比较，归纳版本间文字异同，总结篆文讹误类型，即主观篡改类；偏旁移换类；笔画讹变类。其中偏旁移换属于文字结构的讹误，主观篡改和笔画讹变属于书写方式的讹误，实际上文字结构和书写方式这两类很难区分，这里面既包括书写风格的不同，又涵盖用字习惯的迥异，有的是传抄过程产生的讹误，有的是清人特有的书写习惯。总结和归纳《说文》篆文讹误类型旨在匡正伪误，减少学习者摸索的过程，为人们更好地使用《说文》服务。
  • 摘要：《说文解字翼徵》为朝鲜末期实学家兼考据学家温斋朴瑄寿先生撰述,由金晚植先生校阅完成的一部《说文解字》研究的集大成的专著。《翼徵》的价值在于它是最早依据金文重新考释《说文》所解释的汉字，并且根据这些金文研究和考释文字成果之一，而论及调整《说文》部首系统的，翼徵可能是最早的一部说文学专著。朴瑄寿是很罕见的以金文为考释依据的文字学者。朴瑄寿反对汉代训诂学者的作法，批评他们未能完善地参考小篆以前的更早的古文字资料，勉强以小篆的字形来考释汉字的本义，因此酿成了许多谬误。朴瑄寿先生每次考释一个汉字的时候，崇尚实证，于是首先依据金文字形分析，然后再根据相关的典籍再次证明，这种考释方法就是后世文字学者考释文字的重要原则“双重证据法”的运用。朴瑄寿先生撰述《翼徵》的主要依据就是金文。
  • 摘要：《字类注释》是郑允容于哲宗七年（1856年）编纂而成的，是其语言学方面的代表作。《字类注释》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学者按字义进行分类的传统，另一方面在词类理论和编排体例上又有所创新。与《训蒙字会》、《类和》相比，《字类注释》所收录的汉字数量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研究价值也更大。本文从《字类注释》按语入手，试图探讨《康熙字典》（以下简称《字典》）在韩国的应用和地位，以期引起中国学者对韩国字书尤其是对《字类注释》的关注和研究。按语的设置是《字类注释》的一大特色，全书中使用的按语虽数量不多，但涵盖范围非常广泛，举凡辨析字形、存参备考、补充说明、文化溯源等，无不以“按语”形式出现。《字类注释》的按语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涵盖范围也很广。文中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诸说并列，存参备考；辨析形近字；以今语俗语释古语；补充说明字义。同时也发现，郑允容在释义时存在诸多问题，如奉《全韵》和《字典》为圭臬、引用资料来源有误等。作为继《训蒙字会》、《类合》之后的一部分类字典《字类注释》，其价值是多方面的，研究的空间也很大。比如“从《字类注释》看韩国词义分类系统”，再如“从《字类注释》汉音研究中国近代音”。此外，还可以从《字类注释》文本出发，来谈《字典》在韩国的传播和应用等等。
  • 摘要：本文所谓原本《玉篇》"俗写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正体字而言的.把原本《玉篇》中的楷书字头定为正体字,而正体字在书写使用的过程中形体发生讹变或在其基础上添加、简省笔画的所形成的字,称之为俗写字.原本《玉篇》与《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相对应的俗写字共有370个。参考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和朱葆华《原本玉篇文字研究》中俗写字的归类，把这370个字归为八类，分别为变异类、字形混同类、偏旁混同类、添加笔画类、简化类、草书楷化类、类化类和其他。此研究对于进一步考察原本《玉篇》俗写字的产生时间、产生原因及其结构变异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古籍校释、字典的编写乃至汉字的规范化都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与石刻对应的俗写字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时段；俗写字的结构类型主要是变异类；俗写字字形笔画、结构的简省变异占主导地位。此外，汉字记录语言的社会功能，要求其应具有便捷性的特点。通过对原本《玉篇》俗写字的调查研究恰恰可以证明这一点。
  • 摘要：玛丽马萨文是中国西南纳西族使用的文字符号系统,最早于20世纪50年代初被语言学家发现和记录.2004年王元鹿先生发表了《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一文，考释了112个字，另外有8个字待考。2011年喻遂生先生发表了《玛丽玛萨文疑难字考释》一文又重新考释了14个玛丽玛萨文疑难字。本文谨以上述材料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订正以往误漏的同时，对王元鹿先生文中所收录的120个字符作新的考释，对诸家均赞同的内容以较简略的方式叙述而过；对其中有异议的部分作重点考释。为了叙述方便，笔者将120余个字符按13个范畴分类考释。rn 通过本文的研究表明，玛丽马萨文的绝大多数字符在音形义三方面与纳西东巴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许多字符直接来自东巴文，部分字符的构形部件有创新的成分，较突出的构形特征有。藏文字母也对玛丽马萨文有微略影响，仅从东巴文转借了3个字母的变体。汉字的影响更甚，尤其是数字字符的异体字，大都是汉字的字符略加变异而已。以象形方式造新字时，有别于东巴文的直视视角，改用俯视视角摹写物体。纳西东巴文中的曲笔在玛丽马萨文中转为取直的笔画特征也较突出，至于说没有形声字一说也有待新的考量，因有的字符就是从纳西东巴文的形声字的声符简化而来。目前所见的字符为单昔节，但也不能就此得出音节文字的结论。纳西族的文字使用状况在共时平面呈“多元一体”格局，但各个地域的亚族群使用的东巴文字系统是方言文字或文字变体，抑或是独立的文字，需要认真考量。由于纳西族各亚族群的文字文献差异的背景是自然地理背景、民族关系格局的差异使然，加上都是手抄的写本形态的文献，而非雕版刻印或由权威政府机构发布规范的文字文献。因此，从口头文献到书面文本的转型，再从“同源分流”的分化进程中，深受不同历史时期各族群周边多民族文化的熏染与影响，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引入或吸收一些外来文字文献文化的内容，这是十分普遍的常理。目前尚未找到足够的文献证据和字源理据说明“玛丽马萨文”是一种独立的文字，只能将它界定为纳西族方言文字之一。有鉴于此，目前需要开展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为更大范围比较和识别奠定若干基础，而不急于推出“独立文字系统”的断语。
  • 摘要：《华东正音通释韵考》由朝鲜时代朴性源所撰. 《华东正音》是18世纪韩国的代表韵书，最早并记了华音和东音。《华东正音》的每个字的下边有两个字音，右边是华音，即当时的中国音；左边是东音，即汉字传入韩国时的读音。因此，可以从《华东正音》文本出发，对当时华、东汉字音进行共时比较。朴性源在编纂《华东正音》时参考了《四声通解》的华音，而《四声通解》的华音正是《洪武正音》的规范音。换而言之，《华东正音》参考了和当时现实中国音已有较大差异的《洪武正音》。此外，朴性源在进行编纂工作时是和译宫李彦容一起工作的，所以《华东正音》的一部分内容还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通用音。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曾说，儿化音出现于17世纪或是更早时期。而在《华东正音》的华音里就存在儿化音。所以《华东正音》对儿化音的反映，说明了它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实际生活中使用的通用音。综上所述，一方面《华东正音》的华音代表了17世纪左右的中国字音，东音则极可能代表了更早时期的音韵。展开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必要也很有价值。另一方面《华东正音》合并记录华音与东音的新式韵书体例也值得深入研究。
  • 摘要：汉语发展过程中，词语结构及其方式，成为主要区别手段。从语言结构形式看，词的合成，除了部分联合结构，其余偏正、修饰、支配、补充等方式所合成的结构，即意味着意义范围的区别明确。因此，汉语词语合成及分类，体现着汉语结构的内在逻辑发展。还有，随着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词形结构依旧，而词义和使用范围却与时流转，作出转移调整，这类矛盾情形也属于汉语发展的重要现象。隋唐石刻词语结构，以修饰、补充等方式合成，使得词义分别趋于精细准确。同时，依然存在大量固有词形为魏晋南北朝隋唐石刻变化使用的情形。“巫山”类词，是其显例。随着语料库加工的深入，汉语词汇史的调查，还应注意词汇量化使用情形，诸如使用形式、使用频率及其消长趋势、使用时代及其分布等，有助于词汇史的观察分析。长期以来，“巫山”及相关联类词语，功能趋于一边，内涵发生遮蔽。依托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石刻语料库标注“巫山（巫岭）”“行云”“行雨”“云雨”等记录，以出土文献有关“巫山”类词群功能为线索，考察隋唐社会“巫山”类词语，虽为女性所专用，尚具有多方面使用功能，或为女性世间生活之中性词，或为女性容德之美饰词，取向为肯定性价值观念。上具出土墓志用例，都特别遜一标注其年代。语料库“巫山”词群标注数据表明，汉语史上魏晋南北朝尚属滥觞，隋唐使用范围趋于宽泛，而晚唐五代消歇至基本不用：是唐代以降愈用愈窄之例。
  • 摘要：引得这种工具书,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编纂的.依据常理,引得编纂既然有着如此深厚的传统,其编纂体例和基本格局应当有着既定范式,新编引得者只要沿袭即可.但对于楚简帛文献的引得编纂而言,却难以如此简单从事.究其原因,主要是出土楚简帛文献具有不同于传统引得为之配套的传世文献的某些特点.从引得编纂的角度来看，楚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值得关注的差异大致可以为两个方面：文献释读程度不同和文献语言的文字载体不同。文中围绕楚简帛文献引得编纂体例进行的讨论，但不难从中看到本书作为一部引得的独特价值所在：将引得这种重要的文献查检工具首次覆盖到楚简帛文献的意义自不待言，体现写手典型风格的简文原形逐字呈现，实现了古文字引得编纂的一大突破，拓展了引得在古文字研究、文字学研究、乃至书法研究诸领域的使用价值；释文用字的多维度解释性扩展了引得的读者对象；网络关联的超文本阅读方式，不但提升了检索效率，增添了数据资料的统计功能，扩充了海量相关资料，赋予了引得可持续发展的自我修订完善机制。
  • 摘要：文字编是通过材料的全面、系统地整理,把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作者的个人研究心得以最简单明了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学术著作.一部好的文字编,需要材料丰富、释字可靠、编排合理,集中地反映当前的释字水平;文字编不仅能总结当前的文字释读工作,同时也可为该数据各个方面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楚文字编》是一部将各种载体上所能见到的所有楚文字汇成一编的大型综合文字编,材料非常丰富.但该文字编在编著处理和排版过程中也存在着字头繁简不一，出处错误，隶定重出，字头重出、拓片不对应，字头顺序和字头错误等问题，该篇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勘误，旨在提高其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随着文字考释工作的深入，《楚文字编》也会“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 摘要："并"是使用频率很高的现代规范汉字,该字形合并了现代规范汉字推行之前的"并、併、並(竝)"字形的意义,承担了动词、副词和连词等多种用法."並"是"并"的异体字,被剥夺了规范汉字的身份.古代汉语,乃至规范汉字推行之前的现代汉语中,"並、并"的多种虚词用法出现了重合,但实词用法,即动词用法一直保持着分工格局.两者的虚词用法尽管出现重合,但因与各自的本义密切相关,具体细微处也会显现出不同.文中通过对语料真实性强的上古出土文献中两字用法的爬梳，可以从源头上理清两字的发展脉络，为古籍整理、两字关系的清理以及当前规范汉字的个案选取提供参考。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形体可以帮助区别意义，如果恢复“並”的排比、並排的动词义，使之与“并”的合并、兼并义相区别，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从字面上把“並进”和“并进”，“並起来”和“并起来”区别开来。书面语交际可借助的语境不如口语优越，应当尽可能发挥汉字的表意功能。既然“並”在“声组代表字”中的地位是需要恢复的，如“並”能凭此功能而成为“通用规范汉字”；那么它的其他独有、甚或优势用法也不妨一并恢复，即虽经时间沉淀，却未能被替换的表示并列、等同义的动词用法，以及具有频率优先性和视觉优越性的表示同时、一起的时间副词用法。恢复“並”规范汉字的建议是基于客观存在与实际需要的基础上的。
  • 摘要：语言单位一般包括语素、词、词组、句子,而对语言单位的分类研究,通常是以词或词组为研究对象.按照词义进行分类研究,是词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对出土文献的语言单位进行分类,同样也是以词或词组为单位来予以分类.其实，词义的分类研究还可从概念分类的角度切入，“依照概念的从属关系来分类”，此种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横向和纵向比较不同时代不同材料中所承载语言的差异，从而反映人类的认知水平以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出土文献作为保存有古代原始语言面貌的重要材料，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本文指出在为出土文献的语言单位设计分类系统时，一定要兼顾诸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熟悉各种出土文献材料的内容，准确把握词义；词类不能作为义类分类的首要标准；义类层级的合理分布；义类名称的选取与界定；分类体系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等。通过研究笔者对分类体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对出土文献语言单位的分类系统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将其初步确定为一个三级分类体系：11个大类，42个中类，53个小类，相比之前栾云平所设计的分类体系，除大类是相同之外，中类、小类都有所不同，这主要是应实际材料所需而予以了修正。总之，笔者所设计的分类体系主要还是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并结合出土文献材料固有的特殊性予以适当调整，使其适应于研究目标。
  • 摘要：(越)亥鼎铭最早以摹本形式著录于清刘喜海编纂的《长安获古编》中.铭19字,由于内中载有春秋时著名的宋庄公和他的孙子之名,史料价值很大,该铭因此而著名。刘喜海没有对其作释文.其后吴式芬编纂《攈古录金文》,也以摹本形式著录了这篇铭文,并做了释文.释文作“(越)亥”。现在看，传统上释亥是错误的。文中对真正的“亥”字的形体，据其异写，整理出20类。由于这个形体没有用在干支位置上，自然也没有理由把它算作亥的另一类写法，由此看来，诸家把这个形体释为“亥”是缺乏根据的。它其实应是“币”字。春秋时期，宋东与鲁比邻，而鲁文字在地域上属于齐系，宋在文字书写风格上接受齐系文字的影响是很自然的。宋之南与蔡、楚比邻，其接受楚系文字书写风格的影响也是十分自然的，由于这个原因，就有了与齐、楚相同的“币”字。由此可知，鼎铭中的这位宋庄公之孙其实应该释作“(越)币”。
  • 摘要：语文教育则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前提,是现代人"做人"所必须接受、强制性完成的社会义务,是不为兴趣好恶的个性倾向性选择所左右的.对中国语文而言，“同源、异构、同宗”的是汉语、汉字、汉文。语文教育自然也就分为“言语、汉字、文语”三个基本的予系统，其课程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呈“合而不同”状。中国的语文教育的课程教学自然也就需要基于“三个子系统”的需求与发展进行设计，不完整、不协调都是有失偏颇的。由于汉语的单音节的语言特点，因此，汉字呈现“音形不对应”的复杂状况。所以，汉语表述过程中时常需要借助于汉字以明意，以确保语义信息的准确性、可靠性。所以，汉字在中国语文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更加凸显其决定性作用、占据关键性地位。汉字的沿革本身就揭示着汉字对于汉语和中文的支配性作用。尽管汉语有众多的方言、乡音，但是，通用的汉字“书同文”地将它们凝聚在一起。这是因为汉字在先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统领下，完全源自于自然、生产、生活本身，从最初的象形、会意、指事字的独体的“文”，到依托大量形声字的合体的“字”，以至于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组成的复体的“词”，再到由字词组合而成的词组、短语，乃至由文、字、词、词组、短语成文，构成了与生俱来的、文理统一、文道合一、以人为本的充满人文性的文字系统，成为超乎于文字的“符号学”品质之上的语文之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要深刻认识到：汉字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摇篮，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语文学是繁荣民族文化的基本建设，没有扎实的语文学根基，中国语文教育的改善无从说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势必呈空中楼阁状，中国作为汉字的故乡，其权威的文化地位也将为他国先进的汉字研究所取代。
  • 摘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论语·卫灵公》中记录的一条孔子名言,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节义之士.这句话的基本意思可谓人人皆知,似乎没什么疑问.但是如果要求解读得精准到位,就会显出理解的差异来.差异的产生,在于对"无"、"有"二字(尤其是"有")的意义看法不同.文中对四种比较接近释译进行了讨论。借助相关文献研究，笔者有理由推断它一样表达了取舍意义。如果说彼此间仍然有差异的话，那便是两个分句的位序有不同，此句为“无……有……”形式。而且在笔者看来，这句话的含意应该更加丰富：一方面，它反映了孔子对生命意义的体认，对生命与仁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置孰轻孰重的主张，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孔子对仁人志士为了仁而甘乐献身的勖勉和揄扬。这里面有是非崇卑的理性判别，也有孔子对体仁弘道者的热忱期盼和褒劝。所以，“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应该不是平静地叙述事实，而应有孔子的态度、信念、褒贬在里面：志士仁人面临“死生之大”的抉择时，宁肯杀身成仁，决不求生害仁！总之，吴昌莹“言宁杀身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开篇引述四种大众读物，其编著者未必都接触过吴昌莹的著作，他们的译文辞意近同，可能更多是从句意的整体揣摩把握得来，其中“感性”的因素会比较大。他们能与吴氏“所见略同”，不是一个“巧合”可以解释的。
  • 摘要：目前元代直解文献的整理工作还不够深入.由于对词义把握不够准确,今人对元代直解文献的点校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以《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以下简称为《汇编》)为讨论对象,重点分析其对元代直解文献的校录存在的一些问题.脱文是指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字脱漏，亦称“夺文”。笔者认为脱文产生的一个原因：即在抄录过程中，在一页之中倘有类似的词或句子在前后均出现时，抄录者的视点很容易从前文移至后文。此外《汇编》对元代直解作品的校录还存在误录问题，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甲乙二字音义不同，因形近误将甲字认作乙字；甲乙二字音义相关，因不明字形的时代性误将甲字认作乙字。究其原因，元代直解作品的文字多有简体字形和俗字，容易产生校录错误。
  • 摘要：在对西周早、中、晚期金文表示并列关系的联合短语进行考察后,发现西周金文联合短语的形式主要是"AB",并列成分之间的结构、语法功能是平等的,它们在意义上的关系可以概括为:AB同义、AB反义、AB在语义范畴某点上具有共同的属性。但是在西周全文中还有一批有标记连接词连接的联合短语，如“A目(以)B”、“A雩(舆)B”等，其中A、B可以是并列的词，也可以是语法结构和功能平等的短语。此外还有表示时间意义的整零数的联合结构，它们不是联合短语，常常用并列连词“又”来连接。通过以上对西周金文联合短语的归类和分析，无标记连接词的紧凑型联合短语和有标记连接词的联合短语在西周金文的用例是相互交叉的。虽然大部分的有标记连接词的联合短语可以省去连接词，并不影响联合短语的意义表达，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省去标记连接词的。所以金文联合短语标记词的有无，也会受到一定的因素所制约，包括词类语义因素、形式因素、语用因素等。
  • 摘要：反切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注音方法,反切是用两个汉字给一个汉字注音.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因古书竖排)。被注音的字叫做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反切用字是指用作注音的汉字，反切用字以汉字的形式承担了字母注音的职能。《说文解字》和《宋本玉篇》这两本字典收字字量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都采用了反切注音方法，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常用汉字发展演变历史轨迹的宝贵材料。文中从《说文》和《玉篇》反切用字角度，对其字量、字频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总结出反切用字的特点：反切上字字量少于反切下字字量；反切用字67%以上是现代常用汉字；常用汉字频率趋高，罕用汉字频率趋低；和现代常用汉字匹配的反切用字笔画集中在4画和12画之间；高频反切用宇笔画趋简等。
  • 摘要：朴瑄寿(1821-1899)的《说文解字翼徵》是现存的唯一一部朝鲜时代的《说文解字》研究著书.定与属文归属问题，就可以改正《说文解字》中的错误。因此此书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结构分析、部首设定以及属文的归属都有一定的差异。本文重点考察《说文解字翼微》中独特的汉字结构分析，并对其意义和价值作出评价。由于《说文解字翼徵》着重于分析汉字结构，判断是否将其建立为部首，所以对于朴瑄寿来说，正确分析汉字的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朴瑄寿主张文全部要设定为部首，而字应归属于其义符。这是部首归属法的一般性原则。朴瑄寿一一指出《说文》中没有彻底遵守此原则的例子，又在将文字归属于部首的问题上，提出了考虑与义符的关联程度而做决定等比较具独创性的见解。朴瑄寿提出的这种全新的汉字结构分析与分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部首建立等都是脱离了传统六书结构分析法，以全新的标准分析了汉字的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具有肯定意义的。同时其过分细致的分类很难适用于实际的字典里、为追求整体体制的紧密性而硬性分析其结构等都是它的不足之处：试图脱离六书，全新分析汉字结构；树立原则和范例，紧密构成《说文解字》的体制；很难适用于编纂字典；为了适用原则，有时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分析结构等。
  • 摘要：21世纪为信息化时代，也是国际化时代。奉安于海印寺的世界共享的记录遗产—八万大藏经是佛教信息的宝库、韩国文化之世界普遍性之最直接的证据。宗教经典、文学、哲学、科学、艺术遗产被指定为文化遗产得到保存之原因，盖在其中都蕴涵着人类伟大的历史和精神。文中介绍了八万大藏经目录学信息，并就其历史及文化价值进行探讨，此外还对八万大藏经制作过程和保存进行介绍。此外，八万大藏经蕴涵着非常丰富的题材，能够开发多彩多样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旅游资源，今后也要在开发方面进行大众化、实用化工作。所以首先要做原资料的系统整理，以便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文化原型contents的开发。在此过程中，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历史学、佛教文化、目录学以及旅游学、林业学等各方面专家一同参与的渠道。这样才能做到配得上世界文化遗产之名的合理保存以及系统研究。
  • 摘要：在现代汉语中,描写撞击声经常使用象声词"咚"、"当",声音鲜亮一点或者就是"咚锵".在文献中古人是如何记录类似响动的?这些象声词又对汉语词汇系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里拟以"咚"系与"当锵"系象声词为主要线索,系联一组同源词,以作回答的尝试.本文旨在考察词源,而非历数象声词书写形式古今变迁,故使用的字形下限定为汉魏,至《广雅》为止.所采上古音系统依郭锡良先生《汉字古音手册》2010年增订本,声韵关系术语及同源词判断标准依王力先生《同源字典》.本文所论客观声音的摹拟成为一部分词汇音义之源的语言现象，近世多以术语“语根”概括。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诸大师皆有论及，但止于列举动植物、自然物因声得名的单个事例，往往既无论证也无系联，常不为后之学者所重。当代，语源学勃兴。任继防先生《汉语语源学》建立语源学学科框架，并将语根探求摆到重要位置，意义巨大。任氏在前辈学者对清人程瑶田《果赢转语记》的研究基础上梳理出一个庞大的“骨碌”词族，谓其语根为“圆形物体滚动时的声音”。整部书的立论主要就是基于对这个词族深入探讨。王凤阳先生也曾系联了一个以“分剖”为共同特征的“八”词族，认为“其音来自于物体分裂所发出的响声及其所引起的认得条件反射”；另外还有一个“滴沥”词族的系联也可以窥见摹声语根的思想。这些虽属个例，但已与前代学人不同，能围绕同一语根广泛系联，展现了语根研究的独特价值。但总体而言，当代汉语言文字研究对象声词的导源功能重视还显不足，不少同源词研究者或将象声词排除在讨论范围以外，或将象声词视同一般词汇进行平面系联，甚至归为引申的结果。实则拟声造词能产性强，对汉语的词汇系统影响深远，通过本文亦可管窥一斑。以象声词为切入点探索音义结合之源，分析词汇衍生之流，对训诂学、词汇学、语源学、语义学等相关学科而言，都不失为一条值得探索的研究途径。
  • 摘要：玛丽玛萨人居住在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以前的调查者和研究者多数认为他们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但当地玛丽玛萨人却认为他们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他们因长期与汉、傈僳、藏、纳西等民族杂居,其语言面貌复杂,呈现出杂糅的特点.玛丽玛萨人曾经使用过一种特殊的文字，学界称为“玛丽玛萨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根据过去学者们的调查，玛丽玛萨人刚从四川迁来的时候没有文字，后来为了记事、记账、通信等的需要，向纳西族人民学会了东巴文，并从中选用了一百个左右的符号来记录自己的方言。文字创制的目的在于实用的记录。当地人在迫切的记录需求下，借用东巴文字符，并且自造部分符号。使用者不会去追溯这些符号的源头，只要能够满足记录就行。玛丽玛萨文的使用面非常狭窄，只有极少数有记录需要的人，而对东巴文又有些许了解的人在尝试使用，其他人不识不用。该文字也存在传承与学习。玛丽玛萨文是一种独立的表音文字，但因为使用人群有限，使用场合有限，发展得十分不完善。有些是采用直接的表意，如一些象形字，但大多是采用假借记音。另外，这种文字主要用于记账，记录的主要是一些关键词，即物品名、人名、数量词等。大量的词没有得到记录，是一种发展不充分的音节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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