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忠义伦理悲剧的形成

摘要

忠义本来是两个伦理系统的“后天”整合,是辩证否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不仅没有对此予以澄清,反而企图遮蔽忠与义之间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促成了忠义伦理的“宗教化”,另一方面又炮制出了“正史忠义传”,赋予忠义以历史的“合理性”。这就给中国民众造成了“思”与“史”的双重精神桎梏。忠义伦理作为一种“治术”,其实都被文艺作品给记录和揭露出来了。在中国精神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广大民众的忠义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从《赵氏孤儿》中的“主奴”式忠义观,到《三国演义》中的“主臣即兄弟”式忠义观,忠义的内涵实现了由“个体”到“家”再到“国家”的思想递进。但是,忠义的矛盾及其悲剧色彩始终挥之不去,反而越发强烈。《水浒传》作为总结反思忠义伦理的集大成之作,赋予了不同忠义观表现、磨合、斗争的机会。进而以“悲剧”的艺术方式,突破了“天道、家国、君主”一体同一的忠义伦理顶层设计,遂开启了从忠义到公义的精神路径,更彰显出对于民众生命存在的关怀。《水浒传》揭露了封建忠义伦理的欺人本质及必然没落的整体趋势,推动了“氤氲式”中国悲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