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廉第一难

摘要

“激情司令”杨业功,被誉为我军新型指挥员的杰出代表,他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的述职报告,有一段感人肺腑的“内心独白”——“我家4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3000多元,家庭月收入6000多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经达到30多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乘车、医疗公家保障,吃饭、住房自己掏钱,不喜欢别人送,钱够用就行,多了是个累赘。”读到此,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病危时留下的《家事遗嘱》——“余因尽瘁,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写完遗嘱的次日,先生便溘然长逝了。看来,“情为民所系”“志存高远”的人民公仆,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具有“公而忘私”和“国而忘家”的高尚品德。由此想下去,人们更会联想起历史上最伟大的“带兵总理”诸葛亮在“自表后主”里的文字——“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公元234年8月,先生疾病卒于军,时年54岁,如其所言,后人称之为“识治之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