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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南宁
  • 出版时间: 2015-11-14

主办单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会议文集:中国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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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暨"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国—东盟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本次会议围绕“文化多样性与教育”这一主题,安排了14个大会主题报告和5个分会场论坛。
  • 摘要:本文在学术史谱系的梳理上承接《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历程》一文,对2006年至2014年间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主要参考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国家图书馆中文著作及部分英文文献)和学科建设重大事件进行阶段性回顾和总结,从而对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和趋势进行述评。
  • 摘要:作为人类社会的突出特征,社会变迁无处不在,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化出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人类社会有多丰富,社会变迁现象也就有多丰富.尤其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更是历史所未及.对社会变迁进行持续研究,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社会变迁研究的时空、因果关系和行动者视角三个维度,就社会变迁的经典流派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新发展的理论格局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探讨变迁理论成果对于当下社会变迁研究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总的来说,从最初的经典社会变迁理论到近期的实践论,社会科学研究用了一个多世纪,在时空、因果关系和行动者视角等维度来确认和辨识人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问题。而实践论的提出弥合了个人和社会之间二元论对立,以行动者为中介来审视个体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抓住了变迁问题的本质。尤其对于理解当下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变迁,实践论更有其指导实践的价值。
  • 摘要:教育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教育的一门学科.它的产生既是时代的产物,又与各国国情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它运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使研究更加实际和贴近生活,又由于它运用了人类学的概念、原理,打破了以教育论教育的桎梏,使教育研究能从更广阔的背景来进行分析.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形成了不同流派,大致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中国的国情既有别于欧洲大陆,又与美国不同,因此建设本土化的中国教育人类学就成为许多学者长期努力关注的目标.教育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引入.30多年的时间,学者们在教育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上做出了一些成绩,但离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中国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初步学术化"阶段,正在向组织化和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进军.①本文通过对教育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文献综述分析发现,关于教育人类学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并没有人给出具体的阐述,本文试图结合在R学堂的田野调查分析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并结合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就中国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理论提出观点:即适合中国国情的"历史教育人类学",它以"历史"为分析点,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从历史中寻求价值;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的历史时代需求.
  • 摘要:江渊一公(Ebuchi Kazuhiro,1933-2007)是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教育学者,基于其对文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贡献,被日本学界尊称为日本教育人类学第一人,著述颇丰.江渊一公曾在九州大学学习教育学,1964年获得美国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曾在广岛大学和九州大学等高校任教,1993年获得九州大学教育学博士.从求学和工作经历看,江渊一公接受了专业而系统的文化人类学和教育学训练,且深受美国教育人类学的影响,为其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其终身从事相关研究和教育事业.本文将从江渊一公多个领域的研究入手介绍其教育人类学思想以及贡献.
  • 摘要:跨文化教育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为"在两种文化间进行的教育".这里的"两种文化"既包含了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又涵盖了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群体间文化.在我国,受历史、地域等因素的影响,跨文化教育整体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区域性特征.其中,跨境民族地区由于面临跨国境、多民族这双重特性,其跨文化教育无论是教育价值目标的选择定位还是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或是教学组织形式都有着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深入认识跨境民族地区跨文化教育的规律和特点,对于推动这些地区更好地履行跨文化教育所肩负的重要而明确的使命有着重要的意义.
  • 摘要: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文化多样性的作用,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风俗民情等方面。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文化限度问题,首先表现为文化资源的匮乏。这并不是说缺少文化资源,相反,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创造并积累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问题是,人们应当用怎样的方式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化为足以支持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资源。每一种健全合理的特殊的或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传统都具有其可普遍化的资源潜能,但要将这种文化潜能转化成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价值,却需要艰难而复杂的转化过程。一种目标或目的性价值想要成为可普遍化的全球价值,必须能得到所有文化传统的认同,并能够为寄居于这些文化传统中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否则,就只可能是漂浮在现实的文化世界之外的乌托邦幻想。”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而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毋庸置疑,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断裂既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又赋予了教育特定的使命。
  •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试图对目前藏族妇女受教育的现状以及妇女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一次系统地分析和梳理,找到推动藏族妇女教育快速健康发展的突破口和新思路,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 摘要:教师发展是一个教师与文化环境的双向互动过程.相对于汉族地区、城镇以及男性教师,文化处境的影响对于那些生活、工作在民族村寨里的女性教师们来说显得尤为突出,当"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这三种属性集于一身的时候,她们更是遭遇了更为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以及更为复杂与更为艰难的文化困境,对自身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因为这里是地方性知识最牢固的地方,同时也是外来文化冲击最强的地方.笔者将民族村寨女教师所处的文化环境看作是一种场域,并借鉴物理学等学科中关于场、磁场、力场、心理场及场域的概念,提出文化场的概念.认为文化场是指特定的时空中各文化元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一个综合场.文化场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态,它动态地、深刻地揭示着文化要素之间、文化与社会之间、文化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教师的发展,受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文化场的角度进行分析,能够更有力地体现特定文化时空中教师发展及其解释的情景性、具体性和特殊性.民族村寨女教师发展文化场对教师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内外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化场对教师发展影响的意义在于对教师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的预期、激励、阻止、调控;影响的内容包括了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行为、文化情感与发展动力;影响的途径是透过教师的教育观念而产生推动力或阻抗力,它的力量具体表现为对教师教育信念的牵引与对教师教育情感的激发;文化场中两种或多种文化冲突的结果决定着对教师发展所产生力量的大小及方向;教师通过观念、情感上的拒斥或接受对新的文化元素采取顺应、认同、改造或创新而反作用于文化。
  •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已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流动人口中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占60%,流动儿童所占比重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增强,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后,普遍面临着制度壁垒、社会排斥、价值观差异等问题,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严重影响其社会融入度.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其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根据2013年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Community Survey,简称ACS)数据显示,移民儿童的数量接近80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5%。流动儿童正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刷新美国中小学学生数,其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融入度关系到美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为帮助流动儿童融人社会,美国在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更新教育理念、促进教育公平以及提供校园综合服务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力求满足流动儿童的特殊需求。美国流动儿童在社会融人过程中承受的来自社会、教育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压力,与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市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有诸多相通之处,例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权利失衡等问题。基于此,分析美国流动儿童的特殊蕴涵,审视美国流动儿童社会融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阐释促进其社会融人的解决策略,为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成功融入城市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 摘要: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属于跨境民族地区,我国跨境民族也具有国内一般少数民族具有的偏远、贫困、落后等特点.发展跨境民族教育,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加强边境安全稳定、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要求,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跨境民族教育事业成就非凡.但是,当前跨境民族地区教育与内地和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相比,差距依然不小,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毋庸讳言,当前跨境民族教育中还存在很多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跨境民族地区,一直以来采取的某些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新时期变得更加明显.笔者在对云南省德宏州跨境民族景颇族载瓦支聚居区教育状况的调查中,也深切感受到跨境民族地区教育落后,不利于当地社会和谐稳定.为此,笔者认为,新时期要自觉转变观念,积极推进跨境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 摘要: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背景下,国家认同教育是当前我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国家认同感是对自己祖国归属的一种心理与情感体验.青少年时期是形成国家认同感的最重要、最适宜的时期.学校是青少年国家认同感形成的重要场所,国家认同教育对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祖国繁荣昌盛等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学校国家认同教育的效果不容乐观,本文通过分析学校教育中国家认同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探析学校国家认同教育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帮助我国青少年形成深厚持续的国家认同感,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庄子》中蕴涵着丰富的哲学、美学、宗教思想,郭象谓之:“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长久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哲学、美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来研究《庄子》,一般很少关注《庄子》教育思想,甚至因其某些消极的观点得出其“反教育”的结论。其实,《庄子》蕴涵有极其宝贵的教育思想:以成就“真人”“神人”“至人”为理想人格的教育目标,顺应和尊重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轻理论、书本知识而重实践、重技能的教育方法,以“自然”为尚,热爱生命、崇尚自由的美育观,,对现当代的教育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 摘要:双语教育是现代少数民族进行素质教育,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大力推进双语教学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突破口,是提高民族教师、学生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因此,改善汉语为第二语言少数民族学生理科课程学习现状应坚持双语教育模式,为民族地区培养“民汉兼通”人才。少数民族学生在理科课程学习中兼具共性与特性,学习过程的本质和获得理科科学概念机制与其他群体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是民族学生生活、学习环境特殊,学生通用语水平、教师素质以及教材适宜性都影响理科课程学习效果。在民族地区开展理科教学要尊重并适应本地经济基础、生态环境、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寻找民族地区最佳的理科教育质量的发展路径。教师培训过程中引入多元文化课程,为民族地区培养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教师队伍。在理科教学实践中,教师将理科课程核心科学概念汇编成概念梳理表,在教学前期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学生的通用语水平;加强民族地区理科教材建设,编写融人民族数学文化的教材,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出适合民族学生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促进教育公平,更好地为民族地区培养理科人才。
  • 摘要:一个学科专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智力支撑,也需要多方面的社会需求以及兄弟院校同类专业的支持。期望特色学科专业建设能促进民族高校学科专业的发展,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国家和民族地区培养符合需要的高质量、高水平人才。一方面提升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建设好特色学科专业,为社会培养出亟须人才。
  • 摘要:G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G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该州藏汉双语教育分为"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其中"一类模式"在该州中小学藏汉双语教育中占主导地位.藏汉双语"一类模式"是指除汉语文课程外,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地理、历史等课程都用藏语言文字授课的模式,也称之为"以藏为主"类,这类模式对教学语言的特定要求决定了任课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结构,还需要具备藏汉双语能力.本研究试图通过整理G州民族类中学4名藏语文教师的口述实录,呈现他们跨专业任教的真实经历及感受,尝试探讨民族类中学藏语文教师跨专业任教藏汉双语“一类模式”课程的可行性并进行归因分析,以此为基础形成研究结论。
  • 摘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喀群乡是维吾尔族高度聚居的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锡伯等民族.据2015年人口普查结果,喀群乡总人口为20400人,其中,维吾尔族20345人,占总人口的99.73%,汉族30人,占总人口的0.15%.自2005年起,新疆双语教育新模式中的"模式一"(理科课程用汉语讲授,其余课程用维吾尔语讲授)开始在莎车县喀群乡中学推行.从此,学校教育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莎车县喀群乡中学为田野点,主要采用访谈、问卷、课堂观察等实地调查方法,研究该校双语教育教学环境、模式、师资、教材、学生等影响双语教育的因素,从中分析该校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对策建议.
  • 摘要:本文融合生态说、历史与心理说及动机说三种理论,试图从生态、宗教、文化三个角度,分析近代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构成。也许这并未囊括日本民族文化心理初始形成的全部要素,但至少是三个最为主要的因素。其中,生态心理是基础,直接作用于宗教心理和文化心理的产生;而宗教心理往往先于文化心理形成,仰或其本身就是文化心理的一种初始形态;但随着文化自身的发展,其概念和内涵不断拓展,文化心理虽然仍与宗教心理有所交织,且相互作用,但逐渐具有了独立形态。宗教心理和文化心理对生态心理均存在反作用力。宗教心理的形成,使人们开始以宗教观念解释在自然状态中形成的种种生态心理,将生态心理神圣化、宗教化;文化心理的形成,使人们开始赋予生态心理以文化内涵,使其理性化、社会化,进而使统一文化框架下的群体深层心理显现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教育予以传播和传承。
  • 摘要:在我国基础课程改革日益凸显多元文化特色的今天,作为基层学校如何通过彰显和塑造文化特色,不断激活自身生存动力呢?为此,课题组实地走访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及牡丹江地区11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朝鲜族中小学,发现其传统文化课程选择类型及实施途径日趋丰富而多元,成为新课程改革和塑造学校文化特色的重要举措.作为基层学校,面对日趋丰富而多元的社会变迁和挑战,能够立足于自身和当地文化资源,克服和战胜诸多艰难困苦,通过不断完善和丰富课程内容,寻找切实适合自身发展的实施途径,为积极传承传统文化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实为难得。
  • 摘要:根据民族教育政策的层级划分,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可分为中央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和地方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两者构成了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的层级体系.但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是理念先行的行动成果,因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运行机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聚焦于研究中央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相对忽视了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而采取的特殊政策和措施的研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国际与国内事务日益增多,不仅需要中央加强政策引导和通过实施特殊政策、优惠政策扶持地方发展民族教育,更需要激发地方释放创造活力和于事创业的热情,培育地方发展民族教育的能力,推进地方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通过地方民族教育政策创新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整体发展.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政策是结合贵州省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需要,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制定、实施的民族教育政策.本文以此政策为个案研究,希冀探究出些许对地方民族教育政策创新具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分析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政策过程,发现其积极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增强地方政策制定主体问题意识,保持和国家文教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统一,关照少数民族学生精神生活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坚持以中央民族政策、教育政策精神为引领。
  • 摘要:乡土文化是乡土教育的沃土,乡土教育作为一种传承乡土文化的教育,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与氛围。因此,乡土文化应在时代变迁的境遇中寻求合理的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乡土教育的复兴与繁荣,关怀乡村民众生活,已变得刻不容缓。要重新确立乡土教育的目标,开发适合乡村的乡土教材,重塑乡土意识。
  •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叙事长诗《阿诗玛》也需在时代的不断变化中寻求新的发展。为了使叙事长诗《阿诗玛》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就要不断地根据时代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举办叙事长诗《阿诗玛》传唱比赛提高当地人对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的文化自觉意识,引入社区教育,加强彝语传唱长诗《阿诗玛》的宣传,整合多种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重视传承人的核心引领作用。
  • 摘要:传统的哀牢山彝族服饰都具有刺绣内容,多以黑、蓝、红、黄为主色调,并以黑色为基准色,为了使图案的线条感看起来更强更鲜明,衣服多以贴花刺绣为主。这种颜色观念来源于彝族对自然的崇拜和喜爱,他们将自然的颜色放人自己的服饰当中,增添了服饰的美感也表达着与大自然的融洽。在图纹的设计方面,哀牢山彝族选择了图腾、自然物、劳作场景、动物等图纹作为设计对象,将身边的动植物以及劳作场景等进行简化设计并表现于服饰当中,可以看出在服饰的图案、色彩的设计和选择方面,民族居住环境和自然现象以及图腾崇拜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哀牢山彝族服饰通过色彩搭配、图纹形状、线条、款式等多种方式表达着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服饰文化,同时也说明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因彝族主要崇拜虎、山茶花和马缨花,其服饰图纹中虎图纹、山茶花图纹和马缨花图纹占着很大的比例,并且被赋予了驱魔除病、美好吉祥之意的马樱花始终贯穿于哀牢山彝族人民的节庆、祭祀、服饰中,深刻地影响着哀牢山彝族人民的生活和心灵,而且从哀牢山彝族服饰图纹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功能: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人与自然的和谐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感恩教育。
  • 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等人将“文化适应”理论引入人类学以来,教育民族志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但对于学校文化适应方面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深入个案的教育民族志工作任重而道远。本文旨在描述一个内高班跨文化适应的真实个案,以文化生态的视角考察其文化适应的情境,认为内高班的文化生态对于凝聚和统一内部存在差异的新疆生群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本文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思考、对话和探讨内高班教育公平性的困境、学生的学业成绩表现以及文化适应与文化再适应等问题。但由于某些原因,地调研尤其是参与观察还远不够深入和全面,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为解决文化适应的现实问题提供更多的可借鉴的经验。
  • 摘要:本文将从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出发对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遭遇中的具体情况和真实心态进行追溯与分析,力图细致地展现他们在就业过程中的真实情况。笔者建构了影响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因素分析框架图。由图可知:外在的市场环境与机制、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和内在的毕业生家庭教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个人性格与选择均为就业的影响因素。可以说,毕业生的最终抉择是基于多项意愿、运用多种策略的博弈。
  • 摘要:图瓦年轻人外出求学、工作的越来越多,最终能回到当地生活的越来越少,同异族通婚的越来越多,真正的图瓦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使弱势群体的文化比别的少数民族消失得更快。当前学校教育主流文化的冲击,使图瓦学生缺乏对“自我”和“他者”的深层次认识,既缺乏对自己文化的正确的认识和传承,又不能站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来学习和理解“他者”,从而失去了“文化自觉”。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弱势群体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道路更是荆棘密布,在“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现代化浪潮中图瓦人该如何健康地发展,如何通过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来实现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就必须通过加强学校教育的方式来消解文化冲突,让图瓦民间体育文化在学校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从而积极为人类保留“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 摘要:文化依赖于教育来传递.教育传递、保存和活化着人类文化,在学校场域中,仪式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学校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学校的整体风貌也在仪式的组织、实施中被渗透出来.因此,研究仪式对于学校文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升旗仪式具有"仪式重演"特征,也是"常规性"仪式.笔者以"外聘教师"的身份在S中学任教两年,本文就是基于笔者对S中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深描"撰写民族志的方法对S中学的升旗仪式进行教育人类学的分析.学校仪式的教化功能是一种象征性和隐喻性的隐性教育。仪式就是一种造像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象征符号来申明意义或从中解读意义。学校仪式的基本属性是象征性符号,它们通过外部物质世界中的符号显示内部精神世界中的符号。例如,在学校升旗仪式中,“五星”不再是简单的五颗星,而是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紧密团结;红色也不再是普通颜色,而变成了烈士的鲜血;庄重的注目礼不再是一般的礼仪,它调动了学生的所有想象,在脑海中显现各种各样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图像;以此让仪式的参与者体验庄严的责任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学校仪式中,通过“符号的呈现——赋义——接收——解释”这样一个循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仪式的象征性意义得以为参与者所同化,成为他们自身的“地方性知识”。学校仪式正是通过这些象征性意义来达到教化的目的。仪式中的教育通过身体的实践得到强化和认同,仪式需要践行;教育离不开实践,仪式就是教育实践的机会,教育离不开仪式。
  • 摘要:本文试图以山西省某县一中的个案研究来忠实地记录高中老师的日常生活,从他者的视角出发,就高中教师生活状态做细致深入的叙述,探讨影响课堂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热情的因素,为教育质量及教师自身生存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个参考途径。
  • 摘要:儿童社会化是指儿童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通过社会化各媒介能逐渐独立地掌握他所处社会的社会规范,学习适当的行为、处世原则和态度、价值观,从而成为某一种文化下的成员。在开篇笔者就明确,本研究中的媒介是广义上的媒介,是指使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介质或工具。在本研究中,社会化的主体是处于幼儿期的微微,这一时期的儿童刚刚进入学校,是其社会化发展的转折期,这个时候微微的生活空间从家庭范围扩大到家庭+学校范围。随着空间的扩大交往群体也在扩大,影响其社会化的媒介也逐渐增多且这些社会化媒介的存在也越发凸显和明确。通过研究观察,当前对微微影响最为明显的社会化媒介就是: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
  • 摘要:友谊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青少年时期的友谊对于个体的社会化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在关注多民族和谐的今天,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族际友谊的建立会受到来自个体、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同民族的青少年之间如何建立友谊这一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走出本民族地区去接触其他民族的青少年来说,族际一友谊形成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对于那些离家到内地求学的少数民族学子来说,如何适应跨文化教育,并与其他民族的同学建立友谊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且必要了。由于“内高班”政策的实施。许多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得到了在内地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在这些少数民族学子努力学习与生活的同时,作为“当地人”的汉族学生也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而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大学生K曾经就有在内地读“内高班”的经历,也曾和汉族同学一起念书、得到过汉族同学的帮助并且结交过汉族朋友。本访谈通过分析K同学和他的汉族好朋友W的交往经历,想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维吾尔族和汉族如何建立族际友谊成为好朋友?同时,也希望借此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族际友谊的发展,促进民族和谐。
  • 摘要:鉴于国民普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缺乏教育和足够的认知,习惯于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看作是“天经地义”地发达,把别人的语言和文化看作是“自然而然”地落后,他们认为诸如少数民族等“另类”人群最好早日同化于我,以实现“同文同种”的心愿。因此,能够把他族人看成是与我相同的同类——首先是“人”,是能够与我沟通、与我相似的“人”,即“以人为本”,这已经不简单了。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把认知提升到万象共生的水平,从“颗粒”和“微尘”的分类,把宇宙万物包容到用一个分类系统中——如贝特森所说,人、森林、螃蟹、红木都可以互有关联,它们共享元关联互为环境,互相“学习”,互相适应,互相改造。总之,先实现或恢复以人为本,后实现万象共生,这是值得追求的理想。
  • 摘要:美国的教育人类学在人类学确立独立专业地位这一背景下开始起步,而后在人类学者和教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发展.1984年,美国学术期刊《人类学与教育季刊》(Anthropology&Education Quarterly)刊登了题为《教育人类学成立30年》的特辑专刊.文中认为教育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斯坦福(Stanford)大学的斯宾德勒(George Dearborn Spindler)于1954年主持召开的首次"人类学与教育"研究集会为开端的.此次的斯坦福会议可以被认为是美国教育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个转折点不仅建立在此前对教育人类学领域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孕育了下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前的1952年,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的美国人类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AAA")上,首次由斯宾德勒与米德(Margaret Mead)、贝勒斯(David Baerreis)、怀廷(John Whiting)探讨了以"人类学与教育的关系"为议题的会议计划.以此为契机,在斯宾德勒的倡导下,斯坦福大学组建了"人类学与教育"的常年性研究机构,将人类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向前推进到了制度化与专业化的阶段.
  • 摘要:行动教育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运用行动策略开展教育人类学应用研究的领域,是在规范与实践层面逐渐显现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这是学术多元发展、多重交叉的必然结果,也是理论指导实践以及从实践中归纳新的理论解释的必然途径.自进入21世纪以来,基于这种应用性整合型研究范式形成的研究成果有显著增长.目前,少数民族教育、农村教育、流动人口教育以及女性教育等相对边缘与弱势群体的教育都是教育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恰恰是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部分。事实证明,行动教育人类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教育改善的重要路径,该领域的学科规范与发展有利于教育理论发展、教育人类学学科地位的提升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改进,需要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视。
  • 摘要:部落服务并非部落人士来服务学生至此一游,也非师生自以为是的服务方案与部落或学校需求背道而驰,徒增外来之干扰而已。与其目前服务学习的课程大多放任学生自由选择机构从事杂务或临时之服务,不如在良善的规划中,累积相当的成果。学生在服务中也学习到如何与不同文化的人士沟通,一起工作,进而发挥创意规划服务方案。 本行动研究强调研究者文化中介人的扮演,与田野工作的重要,透过访谈与参与和部落建立诚信关系,共同找出部落特质与文化传承的重点。研究过程首先经过部落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了解部落对于学童学习与长者关怀之需要,也听取长者对文化传承与壮年人对部落发展之意见。接着,让学生有机会去部落学习,透过服务学习课程,能提供部落一些“服务”。 研究发现要规划好的服务学习,需透过不间断的经验累积,方能达成长期经营的效果。例如要收集长者生命史、部落历史,需要大量的资料,若每次开课都有一个具体方案,分年收集部落物质文化与岁时祭仪,十年后成果非凡。若持续十年祭仪之记录可以了解部落的变与不变,光荣部落是有年龄组织的部落,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的演变过程。 服务学习课程要遵守校园对于学生服务学习的规范;但机构或学校可能会有其他规划,如何每人皆能确实完成服务?另在服务全部完成后,成果展该如何进行?皆是需要持续讨论规划的事项。目前课程为跨院合作形式,协助学生贴近原乡部落,让学生分小组进行服务。未来可延伸至部落需要征选专才,非全班为单位。此设计先经过小部分实施,透过反馈修正,是一个有反思的行动,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服务,而是建立在需求上的共同协商实施方式。建议未来能摆脱原有的单一系所或单一课程的方式执行,拓展到整个系所或是学院,甚至是整个学校的层级进行完整的规划,让彼此的互动与合作能达到最完整的契合。也可尝试与校内资源做联结,例如校内的社会参与中心,将资源有效利用。 本研究提供一个案例来说明,如何在部落与学院中搭好桥梁,研究成果可扩充为原民院与其他部落建立合作关系之参考依据。研究的意义在于展现:教育人类学不只是能增进对部落与教育的理解,也能结合外界资源,透过不断的对话与反省,互相尊重、学习与合作,进而产生具体之改善行动,共同创造多赢的局面。
  • 摘要:根据北京统计信息网统计,2014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全市常住外来人口为818.7万人,与2013年相比,增加16万人.2015年5月27日上午,北京市教委公布本市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在读人数.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为112.8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非京籍在校生共有47.08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1.74%.数量如此庞大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国家对随迁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出台了相关政策以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伴随着随迁子女的在京入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义上的转变,但由于城乡地域间不同的经济背景、教育背景、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实现了空间意义上转移的随迁子女,还面临着文化融合的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北京市朝阳区一所普通公办校真理小学进行了为期一年(2014年9月至2015年6月,每周一次)的田野调查,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以扎根理论为主;旨在对随迁子女在学校的文化融合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讨论随迁子女在学校的文化融合路径。
  • 摘要:幼儿园公共仪式是幼儿园开展的具有象征性、表现性和文化规定性的程序化活 ,动.仪式本身就是"多义类型"的,其表现形态更是纷繁复杂.加拿大学者格兰姆斯指出,当人类把自己某种姿势或姿态赋予意义,将其变成交流的手段或表演的形式,而使其功能性的实用价值退居次要地位时,这种姿势或姿态就被仪式化(ritualization)了.仪式根源于一切生物所具有的仪式化.按照这种理解,幼儿园重复和纪律性的一日生活环节、升旗仪式甚至包含上下课、提问和讲授的教学都可视为仪式化行为.英国人类学大师维克多·特纳认为:"仪式是转换性的,典礼则是确认性的."幼儿入园典礼、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作为仪式的一种类型,其特征是"群体间的和政治性的",往往传达和确认着一定的社会观念.此外,幼儿园还会开展园庆、节日庆典、比赛庆功等形式的庆典仪式.在庆典仪式中,庆祝往往与典礼紧密相连.
  • 摘要:通过对W村“六月会”仪式的田野调查,发现“六月会”仪式中的社区教育是依附在当地文化生态之中才得以顺利实现的。仪式中的教育以“拉哈瓦”为关键角色,通过特定的场域、特定的内容来促使教育的发生,仪式的整个过程贯穿着当地社区对生存、伦理道德、社区关系以及青春期角色的理解与认识。W村“六月会”仪式不仅仅是当地社区传承地方性知识,传递本土教育观的主要途径,也是当地实施社区教育的主要手段。这对现代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弥补与强化现代学校教育中本土知识的传承,教会个体学会生存以及遵循伦理道德,实现本土社会化等方面提供了反思路径。
  • 摘要:本文以成长于海南省保亭县某散杂居区、现就读于M大学的研究生H为个案研究对象,采用非结构化访谈法,对该生的族际交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促进我国民族学生族际交往的良性发展提供典型案例和对策建议。总体来看,H与其他民族同学之间的族际关系较为和谐,但与本民族同胞的交往却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需要进行积极有效的自我调适,诸如提高自身交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淡化与本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培养自身的“族内”交往意识;正确地认识和悦纳自身在本民族知识方面的不足,加强本民族文化知识的学习;积极投身本民族的团体活动,扩大与本民族同胞的经验范围和“共识域”,从而促进自身民族关系的整体提高与和谐发展。同时,本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由于个案研究仅能揭示调查对象的典型特征,因而难以从中得出一般性的规律,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应用性受到限制;二是由于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研究结果难以量化和标准化,导致研究结果的主观性较强。因而,今后的相关研究可以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发展。一是增加其他少数民族的被试,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注意对调查对象进行跟踪观察和系统分析,以增加研究结果的全面性。
  • 摘要:中国朝鲜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部,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居民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及文字.X,女,现年20岁,来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X全家均为朝鲜族,其父母系初中文化水平,父亲为私营商贩,母亲在韩国打工.早年父母离异,X由父亲抚养,常年寄居在爷爷奶奶家.X现为北京市M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大二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X一直接受以朝鲜语授课为主、单独开设汉语课的一类双语教育模式.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式搜集资料、撰写文本,通过对X进入少数民族最高学府——M民族大学之后的学习与生活进行深入访谈分析,研究作为非母语授课专业少数民族学生的X在进人大学后的文化适应问题。
  • 摘要:对待民国时期的农村教育,应客观公正地予以描述和评价。其实,早有评论者注意到,对民国教育的回首与怀旧,一定程度上表征着人们对教育现实的不满与失落。事实上,一个时代的教育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一个时代的教育发展都有一个时代的难题。应当承认,教育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教育问题并不仅仅产生于教育系统内部,其他系统的矛盾或冲突也会引发教育系统的紊乱或调整。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对于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该有勇气面对当前教育中的难题,并寻求合理的解决之道。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则不能轻言轻信,应以一种历史的和辩证的眼光看待和分析问题。
  •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进化论学派和传播论学派之后,西方民族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它的创始人是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博厄斯,故又称"博厄斯学派".博厄斯极力反对简单进化论,他主张进化的法则只能从分析特定地域的实际历史获得.也就是说,文化人类学应该是研究特殊地区的特殊历史,即历史特殊论.该学派虽然主要盛行于1890-1930年间,但是它对美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历史特殊论学派及博厄斯本人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贡献是巨大的,而教育民族志方法,虽说有别于其他的研究方法,但是和所有的研究方法一样,它对方法的严密性不断地进行探讨,遵循有关研究质量、研究设计、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的规范性。无疑,历史特殊论学派的方法论将会使教育民族志研究的方法不断地得到完善和丰富,从而促进教育民族志研究的发展。诚然,教育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从研究内容本身和课题性质的需要出发,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在实际场域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民族志撰写和理论建构及阐释。因此,掌握和学习这种方法可以更为客观地从多个视角深入地研究教育问题,从而得到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当然,在借鉴其他研究方法的同时,教育民族志方法也会随着研究问题的多样化而不断变化并得到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会在多元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对话,共同研究、探讨相关课题。
  • 摘要: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意义重大.在强调教育优先发展和不断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十八大报告强调把"均衡发展义务教育"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战略任务,这对新时期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对于近些年来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如何更好地推进等方面的总结与探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为此,需要更加深入地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新形势下,推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需要不断更新思路,转变工作方式,结合当地实际,创造性地缩小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学校间不必要的差距,减少教育发展的不合理障碍,创造充满公平正义、民主文明的教育生态环境,特别是要大力激发教育各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建设性,突出各民族特色、各地方优势和各学校特长,实现各类学校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 摘要:少数民族文化是该族群长期生境适应中动态生成,它承载着本族丰富的生存智慧.随着城市化纵深推进,主流文化迅速渗入少数民族地区,对处于弱势境遇的少数民族文化予以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淡出人们视眼,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已处于岌岌可危境地,社会精英的保护与传承意识逐渐觉醒,学校逐渐被推向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前沿阵地.然而,据笔者近几年调研,学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已出现"高原现象",收效甚微.笔者认为,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经费"和"师资"缺乏等因素了,而应探寻更深层次的因素,探究学校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两者间的内在逻辑差异,寻求新突破.学校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内在发展逻辑差异,使学校传承文化必然存在不可逾越的有限性。当下,应从“三要素”探寻两者共同的价值追求以及新的发展策略,但这仅为“西式疗法”,属治标不治本之策。少数民族文化是一种融于生活情境的文化样态,离开生活情境,其将难以健康存续。强行将学校教育作为其独立传承场域,必然破坏两者应有张力而限制两者原有价值的发挥,不仅破坏学校教育的独立性,也会破坏少数民族文化的鲜活性。简言之,学校教育并非文化传承的沃土,仅借助学校机体持续承传少数民族文化,几乎是一种“乌托邦”设想。因此,笔者认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仅以“引领”为宗旨,仅作为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原动力的修复与刺激策略。欲要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健康发展,须遵循其发展逻辑,坚守“慢教育”原则,倡导全社会全人类共同参与,而当少数民族文化恢复其原动力后,应让其回归原初的发展态势。
  • 摘要:在美国的大多数课堂里教师会遇到来自不同亚文化的学生,也许是不同种族、族群、宗教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也会带来他们的文化影响。理解和回应这些学生的文化背景是许多教师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然而,尽管不可能去创造一个对所有学生的文化都符合的环境,但是创造一个珍视和重视学生的文化,并把不同的文化信息整合到课程当中的肯定性的环境是可能的。研究表明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文化回应性教学(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也被人称作文化相关性教学。美国的文化回应性教学策略有许多,但比较常用的教学策略有以下几个:探究式教学策略,批判式教学策略,对学生学习的评价要多元化,小组合作学习,加强教师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交往,利用身体、直觉的方式进行教学等。
  • 摘要:教育的民族性是民族教育的本质特性.什么是民族性呢?一般认为它是指能反映一个民族本质特征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区别于别的民族的标志,是在长期的积累与发展中形成的民族语言、信仰、礼仪、习俗、制度、规范及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等.作为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以及民族文化研究、传承和革新的中心,民族院校以其特有的民族性精神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地区教师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品行.民族院校教师作为民族高等院校解析与传递民族性理念的中流砥柱,其民族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所在民族地区整体民族文化的走向.
  • 摘要:印第安人教育是美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不断变化,但始终以推崇白人文化为根本目的.印第安人的教育发展非常曲折,在1492年"地理大发现"之前印第安人的教育形态是土著传统教育;16、17世纪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印第安人的部落传统和文化不断地被解构,在殖民者的文化灌输下重新建构;美国建国后印第安人的教育主导权一直被白人控制,直到20世纪在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印第安人的教育独立意识增强,爆发了教育自决运动,由此进入到教育自决时期.在实现教 育自决的漫长历程中,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和白人文化不断碰撞,印第安人为保存和发扬部落文化做出了很多斗争.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尤其是民族教育更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如果不能实现教育公平,就无法实现民族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平衡,教育本身就会成为引发社会问题的隐患。部落学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挑战:首先,改革教育内容,传承传统与吸纳现代文化相结合。其次,优化教育方式,实行特色教学。最后,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开展合作交流,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寻求人才支撑。
  • 摘要:结合当前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征,尝试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目的是为邕剧的传承发展提供更具体、更行之有效的策略:在中小学课程中增设广西邕剧音乐课,培育邕剧的演出市场,增强其活力和生命力,在农村青壮年中培育新的传承发展体系,政府主导,形成广西邕剧传承发展合力。
  • 摘要:本文试用矛盾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双语教育问题予以归因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民汉双语教育辩证统一,发展应动态平衡,需求与供给矛盾,继续通过发展与倾斜政策来解决,教育体制内部结构性的矛盾,要用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服的方法来解决,个别地方个别阶段存有阶级斗争,要用人民民主专政来解决。
  • 摘要:中国教育人类学,从宽泛意义上是随着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则是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积极汲取国际教育人类学界的有益智慧。 2012年,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专家韦斯(Lois Weis)和社会心理学家法恩(MichelleFine)合作撰文介绍了教育研究的“批判二元焦点”(critical bifocality)路径,以帮助研究者通过把握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能从经验研究意义上阐明全球、国家和地方变迁,并赋予当代教育及经济的可能性以意义。中国教育社会学家李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批判三元焦点”路径,即教育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考查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种种融合和碰撞,更要审视‘宏观一中观一微观’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上述这些理论对裕固族教育研究深具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个以“教育人类学诸学科”为学科基础的新兴综合性研究领域,大力发展以家庭、学校、社区和基层政府这些“中观”层面的社会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才能为较为顺利地贯彻“批判三元焦点”研究路径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为裕固族教育研究赢得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使裕固族教育研究作为一种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生产与再生产能为全球知识共同体做出贡献。 从教育人类学的关系式思维和整体论视角出发,提出将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思路和实践,对于过于拘泥于国家宏观政策梳理和合法性申述、不断重复碎片化地方实践之“困境一对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和濒危语言保护研究来说,不啻为一剂方法论意义上的清醒剂:研究者需要向公众描述和阐释真实的语言生活,特别是家庭、社区和学校等作为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社会机制究竟是如何运行并相互作用的。 裕固族聚居区家庭转用汉语的关键环节在于家长没有坚持用本族语言对子女进行教育.当家庭本族语言传承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机制不复存在时,裕固族语言很难摆脱濒危状况,甚至可以说走向衰亡只是时间问题。从目前的各种条件看,裕固族聚居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实验室”,尽管打造双语家庭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仅仅局限于打造双语家庭也是不够的,但是这种探索却是弥足珍贵和非常值得的。面向未来,一方面,我们需要直面并克服存在于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实践中各式各样的现实困难和隐性风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始终牢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所指出的,“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
  • 摘要:社会转型会带来文化的变迁,造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中,必须在固守传统文化和调适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间做出选择。安于现状、自我封闭只能保证暂时的安宁,应该以新的文化模式激发新疆各民族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与现代文化需求进行比较。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和扬弃,寻找文化传承和现代化的契合点,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在传承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又要使各民族都参与到新疆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的双重任务中,新疆各民族的语言能力对新疆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
  • 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语言学习的本质观念从初始的结果注意语言学逐渐转为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即,不再单纯关注语言学习的语言结构形式,而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念,注重语言的内容交互和功能意义.语言能力的提升不再局限于对词汇的记忆或是语法规则的掌握,更不是停留在对基本人际交流技能(BICS)的训练层面,而是将语言视为人际交往与文化建构的工具,将语言能力发展目标设定为高层次的学术认知水平(CALP).我国学生对英语的学习一直以来沿用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教学,从一开始强调词汇、语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阅读和考试能力,而忽略听、说、写等应用能力的"聋哑英语"发展到开始注重学生听、说等各方面的英语应用与交流能力,这都仍处于"人际交流基本技能"的"语言表面流利"发展阶段,而未能深入到较高层次的"专业学术认知语言水平",如,在学科教学中用外语进行自主讨论、归纳、演绎、评价等能力.与此相关的,为实现多语言、多文化的政治诉求,欧盟在1995年发表白皮书,提出了内容与语言整合式双语教学(Contented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CLIL).它被定义为实现同时掌握专业知识和外语语言技能这一教学目的而采取的专业与外语相互整合的教学活动,可以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学科知识及跨文化理解能力等相互促进提升.为此,关注欧洲开展内容与语言整合式双语教学中的外语习得教学经验,将会对我国各中小学外语教学改革有一定借鉴与启示意义.
  • 摘要:语言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在一定言语情境下以某种或某些语言为载体来实现某种认同的过程。在特定言语情境中,语言认同与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语言能力相互影响。未来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领域的语言认同研究,一方面要更加关注如何在民族地区复杂的言语情境下,协调族群认同,母语情感,文化传承顾虑与双语教育推广效果的关系。文化认同可以作为协调的切入点。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中可能面临的矛盾心理、认同困惑(自我)对他们学习动机(投资)和学习参与性的影响,提高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质量。以学习动机和学习自我认同为核心的语言认同研究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 摘要:国际教育界新近指出,优质教育四项原则——“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和“学会共处”。结合H发展历程,她既能够借鉴汉族优秀的教育方式让教学效果走在学科前沿,又能够结合壮族的特色文化和学生的实际水平开发出适合壮族学生发展的校本教材,既让壮汉双语教育能够更广泛地被学生、家长所接受,又为壮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从H的自述材料中不难发现如今的壮汉双语教育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仅仅是教师自身原因,也有很多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的原因。例如:壮汉双语教师工作岗位不稳定,频繁的岗位调动易造成壮文教师的流失或教学积极性不高;壮文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壮文的排课量偏少,不能够完成教学任务,二是很多学校壮文教师都是身兼两职,并没有专门的壮文教师;壮文教师培训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H教师的经历告诉人们广西不乏优秀的壮汉双语教师,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让他们在岗位上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双语教师就业环境;完善壮汉双语教师的培训机制;建立合理的壮汉双语教师待遇机制;提高壮汉双语教师的职业认同感。
  • 摘要:石门坎教育的辉煌早已"灰飞烟灭",但苗族同胞仍然会视它为精神堡垒.其教育的勃兴有如上世纪乡村教育的滚滚洪流,最终亦不免落入夭折的境遇,那不过是历史条件的作用使然.石门坎这样一个僻远荒凉的"边疆之边",教育问题依然是制约乡村发展的瓶颈,当我获知石门坎年丰村前些年家家户户至少有一个文盲时,心情变得十分沉重.当年石门坎各族人民经由教育而获得族群发展的动力,今日该不该好好地接续石门坎的教育传统,以便催生因教育而生的族群自信?在有形的文化资源不可再生地消失之际,很有必要去回温那场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运动,找回创业垂统的文化自信. 石门坎的光环被世人做了感性的夸大,倒也契合普通人的猎奇心理。曾有乡民称石门坎街的西北侧有一深沟峡谷,名日大溪沟,是骡马车队贩运货物的必经之地,它连接石门坎的隘口有一个石门,仿佛镶嵌在石壁之中,好似鬼斧神工的开凿一样。这个描述正是宗教要好好利用的素材,因为《圣经》里面刚好有“窄门”之说。而石门坎的真正形成,并不是天然成形,而是各族人民不辞辛劳地开凿的结果。这仿佛预示了石门坎的历史是各族人民亲手创造的历史。两位医学博士吴性纯、张超伦和教育学学士朱焕章自光华教育体系产出,更是让石门坎领有值得炫耀的资本。人们想有意按下关于循道公会办学的溢美之词,避免添枝接叶式的描述,而把震动世人的平民教育运动推到前台,从中探察一队族群精英为了民族的发展而东冲西突的教育实践。 因平民教育运动的波及地区广大,故石门坎地区一说便有其特定的内涵,它在本文特指滇黔川边的千字课普及地区,而非单指光华小学起兴的石门坎一地。平民教育运动的时间,学界曾以为在吴性纯、朱焕章返乡到离乡的二十年左右,人们认为这还不够,光华小学开办之时,刘映三、钟焕然、李司特凡等人实际在民间作发蒙解惑之功,到朱焕章新中国成立后赴贵阳履职,起码是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平民教育运动的考察重点在平民千字课的推行,但亦顺带肯定光华小学、石门坎初级中学的一臂之力。民国时由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开启的半民教育运动,曾引发千字课本的编撰高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达三十余种的千字文中,朱焕章的平民千字课立足苗族而有所创新、以人为镜而有所超越,堪称遵循“穷人教育学”之理论指导的优质范本。
  • 摘要:双语教材是开展双语教育的重要载体.随着互联网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那么在双语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又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我国的双语教育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北方保持型双语教育和南方过渡型双语教育两大类型.而双语教育的意义一般表述为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学业成就.那么,怎么去传承民族文化,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去传承呢?传统意义上说,双语教材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互联网时代,双语教材的开发又该怎么去开发呢?基于这样一些疑问,本文立足于当下"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依据"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及我国本土化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来尝试着阐释在互联网时代双语教材编写的新路径.
  • 摘要:彝族打歌也称踏歌,是伴随着早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应运而生的非常古老的舞蹈艺术形式.巍山彝族打歌是一种集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特有艺术表现形式,在芦笙、笛子、三弦琴的伴奏下,具有极强的感召力,2008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打歌的教育传承,是一个特殊的文化过程.学校教育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渠道,应承担起传承和创新彝族打歌的重要使命.依据学校办学特色引彝族打歌进校园,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传承彝族打歌,确立彝族打歌传承的学习型社区。
  • 摘要:花腰彝是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又称尼苏人.花腰彝族并不是他们的自称,而是由于妇女们的服饰色彩讲求艳丽、款式精美大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花腰彝族".花腰彝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石屏县北部的哨冲、龙武、龙朋三个乡镇.石屏素有"花腰歌舞之乡"的美称.花腰歌舞是石屏县花腰彝聚居地颇为盛行的一种民间舞蹈,它融于花腰彝族的生活之中,更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在彝族花腰歌舞的传承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教育价值及功能,对一代又一代的花腰彝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乡村学校少年宫一直植根于校园,校园是乡村学校少年官的主要活动场所,而乡村学校少年宫又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让花腰歌舞进入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学习中,可以共享场地,实现一室多用、一地多用,有利于促进花腰歌舞的传承。
  • 摘要:石屏彝族剪纸作为我国民间美术的瑰宝,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气息和民族特色,在中华民族的剪纸艺术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石屏彝族剪纸花样多、色彩鲜明、有着特别的民族风味,深受彝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其社会传承具有丰富的教育内涵和教育价值.笔者以对云南红河州石屏县龙武镇和哨冲镇的调研为基础,探析彝族剪纸社会教育传承的价值及途径:广大民众自觉传承,政府组织民间活动传承,通过商业活动传承,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笔者认为以上四种社会教育传承途径都是非常有效的,这些传承途径不仅能扩大石屏彝族剪纸的传承范围,提高其知名度,也能使民众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及民族文化存在的必要性。笔者以为,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社会教育传承都可以借鉴石屏彝族剪纸的某些卓有成效的传承途径。
  • 摘要:作为表征文化的符号系统,彝族花灯蕴含着深邃复杂的文化内涵,既是彝族先民遗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也是彝族同胞生存、认同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传承其独特的彝族花灯艺术意义重大。在多元文化交织的今天,学校不仅是民族文化知识传播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最为有效的途径。学校教育应肩负起彝族传统花灯在现代社会中保存、传承和创新的历史使命,构建彝族花灯特色课程体系,培养具有彝族花灯知识的师资队伍,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传承彝族花灯,开展彝族花灯特色文化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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