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边文学”事件与两种民族主义

摘要

“花边文学”事件发生在1934年,鲁迅将其理解为来自左翼内部的故意的“暗箭”,当事人廖沫沙在“文革”和晚年时均解释为不知内情的“误伤”。从一个角度看,廖的解释虽具权威性,却也不免留下疑窦;从另一个角度看,“误伤”说本身就是通过曲折的途径企图还原历史“真实”的努力。而如果将其置放在20世纪中国现代复杂悖谬的历史和精神史背景中加以观察,就会进一步跳出对个人责任的无谓归咎,而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冲突和中国现代性内部的一种紧张状态的结果。有意无意的,这也是左翼文化内部两种不同的发展脉络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