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与“文明”：1925-1927年周作人的散文写作以“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为核心

摘要

在目前的周作人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在1927年前后，周的文化立场实现了由积极战斗到消极退隐的转折。这种文化立场上的转折或对立，也被简约地描述为“叛徒”与“隐士”、“匪气”与“绅士气”，或者文风上“浮躁凌厉”与“平淡冲和”之间的对立，表征着周氏人生立场或价值上的逆转与倒退。然而如果从周氏写作的内在理路，即从其时事之文的价值关怀，以及与随后笔记体写作的思想主旨的比较来看，那么，1927年前后的变化其实并不构成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呈现出一种价值上的坚守与延续。对周作人来说，无论是直接关注现实的时事之文，或是从古人的笔记文字中寻求写作材料，其关怀大都在于探索一种他理想中的新的文明与社会秩序，即对于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更确切地说，在周的时事之文里，我们一方面能够读到他对现实社会中某些力量（比如政治为群众多数所支持的观念）对于人的生活的控制（尤其是思想控制）的反抗，另一方面，在这些反抗运动的背后，又隐埋着他对社会复古势力的警惕，从而展示出他对野蛮文明遗留的批判；而在他的笔记体散文里，则看到他通过对历史幽暗意识（实即同样是野蛮文明）的批评，进而提倡一种富于“人情物理”的社会秩序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