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义与私情:国民党党政要员对汪精卫出逃前后的观察与反应——以日记为中心的探讨

摘要

和档案、函电相似,在史学研究中,日记大多被视为第一手证据或直接史料.对于西安事变后汪精卫返国及其抗战时期的投敌行为,学界相关研究较多,然因现有资料中汪本人留下的私密性史料不多(如日记),后来者很难窥探其心路历程.所幸的是,时人日记的留存对于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此一议题提供了可能.在这些“他者”中既有汪的“朋友”,更有汪的“敌人”.在他们眼中,对于汪的回国,党政各界既有欢欣鼓舞者,亦有谨慎乐观者,更有因忌惮而忧虑乃至反对者.毋庸讳言,这些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历史中本是正常的政治生态.1938年12月18日,汪秘密离开重庆,与历次因政争而出走不同的是,汪的出走在战时不仅被定义为投敌,更因其“失节”之行,让其反对者不齿,令其同情者错愕,更使其追随者难堪.在公义与私情之间,多数人选择的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