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于审美的另一种功能:《十日谈》内外的“故事”和“历史”

摘要

《十日谈》在1952年以后的中国被阐释为反封建和反基督教会的短篇小说集。实际上,薄伽丘写该作的动机和过程,与全球面临着一场束手无策的自然灾害相关联:1348—1353年蔓延欧亚非许多地区的黑死病,在意大利尤甚,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未得到神的救助,或逃或坐以待毙,薄伽丘的父母罹难于其中。如此危局,促使热衷于写爱情小说的薄伽丘写下《十日谈》,并在序言和第一天故事引言中专门论及佛罗伦萨的瘟疫之恐怖景象,由此所讲的100个故事,无论正面书写爱情、情欲、性行为之魅力,还是否定性叙述限制性欲的制度、观念,皆是指向人在自然生命过程中的尊严问题。令人疑惑的是,曾洛阳纸贵之作,随着基督教会地位的衰落,却多以删节版流行;此后包括瘟疫在内的公共卫生事件不断促使医学进步,但人类再未出现这种超然于疾病及其隐喻的杰作,其边际效益不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其他经典。作为“故事”的《十日谈》及其传播承载着太多的“政治”,致使瘟疫的审美功能丧失殆尽,被曲解为反西部教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