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环境下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是扩大文化开放

摘要

全球化浪潮以及从近代以来形成的中西之间文化势差,导致了非西方世界中的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在应对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过程中,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存在民族生存危机和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巨大压力,极易走向两个极端,即要么走向全盘西化,民族文化自信丧失;要么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保护泛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逐步弱化,由于儒家文化共同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共同体的性质差异,以及中西方关于国家现代化道路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逐步走到了国家战略的前台,并内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现实基础.在21世纪全球化日益深入、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视野下,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西方文化强国在文化上相互借鉴,交融互补,以利用西方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后发优势,其正在取代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战略的立足点,也由此构成全球化背景下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如果不严格区别作为学术概念的文化安全与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文化安全,一旦将仍然处于学术讨论中的国家文化安全概念上升为国家战略性概念,就可能因为其政策指向不明确和政策边界不明晰而极易受到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牵引,进而陷入泛意识形态保护的陷阱.因此,有必要深入讨论文化安全作为国家战略性概念的内涵与局限,借鉴中外历史上“文化开放则兴,文化封闭则衰”的文明兴替镜鉴,科学理性讨论新时代国家文化政策的目标和原则,建立有助于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升我国文化开放水平的国家文化政策框架,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