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范祖禹唐史观点不一致论

摘要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范祖禹是协修人员之一，主要负责唐史部分撰写工作。以往论者只注意到他们同修一书，相互间友情深厚，却忽略了他们在唐史观点上其实存在着较大差异。范祖禹正是由于所撰《通鉴·唐纪》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司马光）笔削”①，体现的是司马光的“一家之言”，而未竟己意，才又独自撰成《唐鉴》一书，纵横评说，驰骋议论，以阐发自己的唐史观点。司马光与范祖禹关于唐史观点的分歧，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史学在理学化倾向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本文试对此作一比较论述。一、唐史评判标准不尽相同　　司马光、范祖禹治史、论史，都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为旨归。但是，司马光强调儒家礼制名分，却不拘泥于天理，且注重从史实出发；范祖禹史学义理色彩浓厚，他要陶铸历史于一理。因此，在唐史评判标准上，两人在是否执着于天理上存在着分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章就阐明了“礼为纪纲”的思想，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②司马光还进一步论述了礼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