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摘要

主持人的话:记得《花腔》出版不久,在沪上的研讨会结束时,李洱只说了一句“谢谢大家!”颇出乎我们的预料。此后,我们曾在京相遇,李洱的学识、视野和健谈给我们印象很深。李洱是他们这一代作家中博览群书而又能有所贯通的一位,他的思考与写作始终散发着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李洱的《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等对九十年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书写,在今天看来,只是他关于知识分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李洱一直在读“知识分子”这本历史书,而且读出了“疼痛”来。在“历史”之中,知识分子与“革命”和“后革命”的关系,永远纠缠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因为它关涉“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李洱用“诗学”的方法考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别是“革命史”,《花腔》因此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及语言,都显示了李洱写作的智慧。新文学以来,可以与“知识分子”并列的文学“主人公”,应该是“农民”,而非其他什么阶层、阶级,所以,当李洱似乎突然写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样的“乡土小说”时,我们在一愣之后便会发现,“知识分子”和“农民”其实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这根“藤”用李洱的话说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若是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这之间的联系。“乡土小说”一直是新文学的“保留剧目”,李洱让“石榴树”结了“樱桃”,另辟路径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这也许就是“怀疑之后的冒犯”。重新“想象中国”以回应西方的“现代性”,当然还有语言的问题。同样曾经是“先锋小说家”的李洱,和格非一样,在他的讲演中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叙事资源问题。请读者诸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