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的讲学及其来源：“汉字文化”的引进与改造

摘要

本文以考证《学令》先读经文条为中心，对古代中国讲学的形成及其传至古代日本后的演变这一过程加以探讨。首先，《学令》先读经文条所见之讲学，由学生背诵经注的“读者”课程与他们听博士解释经注的“讲者”课程组成，课程中学生无需以书籍为媒介。这一点已由宋版单疏本的特殊格式证明。其次，通过分析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画像石墓的讲学图及四川省成都站东乡青杠坡三号墓的讲学图（均为东汉晚期），证实前者与“读者”课程相对应，后者与“讲者”课程相对应，说明学令讲学式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在古代日本7世纪后半期创立“大学”时，引进了唐代讲学。据四国德岛县观音寺木简、正仓院文书及《令集解》等资料可知，当时以音读（汉语发音）为前提的“读者”课程并不盛行，而以汉文训读为基础的“讲者”课程却发展迅速。这与重视读者（帖试）的唐代国学正相反。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学令讲学式逐渐衰落，只用汉文训读讲解经书的“讲书”方式得到普及。如上历史过程确定了日本中国学的特色与局限。　　我们经常将东亚古代文化称作“汉字文化”。确实，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跨越了各自不同的母语，统一使用汉字。然而，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原封不动地接受了与中国相同的文化。其中肯定有引进与改造的过程，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对“汉字文化圈”的实际状态进行讨论。　　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时，研究相对保存了许多古代史料的古代日本文化就大有意义了。因此，本文希望考察“学习”这种日常行为在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为何要选择“学习”这题目呢？因为这种行为在不知不觉中规定了我们的思考、语言表达和写作的方式，而且我们在讨论“汉字文化”时，“学习”的历史也会给我们提供基本的知识。此外，对于中国文化本身，我们也可通过本文的考察提供一种新的看法。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也是本文将要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