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min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摘要

运作良好的金融部门是顺利进行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和增加固定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本文以理论贸易模型为研究动机，应用新近开发的大型金融发展数据集，采用结构重力方法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还研究了金融发展在促进国内投资方面是补充还是替代外国直接投资，以及金融发展和贸易开放对国内投资的同时效应。本文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异质国家特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金融发展与贸易、FDI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变化。本文通过三个不同但相关的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项研究——金融发展和贸易关系研究——采用了2001-2017年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框架。本文应用最小二乘法(OLS)中的高维固定效应(FE)和面板框架下的泊松-伪最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发现进出口双方的金融发展是促进出口的重要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一体化协定(EIA)的贸易创造效应最大，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创造效应最小。进口国的金融发展对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的双边出口的影响大于对出口国的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也可能更多地受到进口国(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还证明，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受到出口国和进口国金融发展的积极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关税措施的消极影响。然而，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估计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很大，而进口国(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则不重要。关税严重扭曲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没有影响。　　第二项研究——金融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研究——使用了三组不同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状况和流量数据集，以了解金融发展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模式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活动随时间推移的原因。货币基金组织的CDIS数据包括166个东道国和母国，涵盖2009-2017年;贸发会议的数据包括169个东道国和母国，涵盖2001-2012年;最后，经合组织的数据包括166个东道国和38个母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时期(2001-2017年)。在面板框架中同时应用了高维有限元的OLS和PPML估计技术。与文献相一致的是，研究(结合贸发会议的数据)发现，东道国(目的地国)和母国(来源国)的金融发展是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近年来加拿大投资信息系统和经合组织的估计数表明，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母国的金融发展有正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与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有负相关。进一步的调查表明，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是发达国家集团造成的，东道国的金融发展近来对发展中国家集团来说是中立的。腐败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长期问题，但与良好的金融部门腐败的相互作用，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激励。也就是说，本研究首次揭示了金融发展可能成为腐败增加FDI的渠道。研究还表明，控制腐败对发达国家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大于对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影响。总体而言，工资差距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项研究——金融发展和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开放)对国内投资的同时影响——1995-2018年期间161个国家在国家一级的总数据。在动态面板框架下，采用有限元方法和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替代性，金融发展与贸易开放在推动国内投资方面具有替代性关系。研究结果也验证了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结论。　　几个稳健性测试证实了估计结果。研究结果可能会对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是否应该进一步放开金融部门，采取出口主导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增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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