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

摘要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　　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　　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　　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　　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　　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　　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著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　　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　　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　　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