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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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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1.1 选题缘起:戴震学术形象变迁的反思

1.2 现状与问题:《疏证》专题研究述评

1.3 选题价值与研究思路

1.4 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

第2章 《疏证》的背景

2.1 清初以来的儒学新风

2.1.1 明清之际学风的转变

2.1.2 “经学即理学”说

2.1.3 考证学典范及其超越

2.2 汉宋之争的问题

2.2.1 汉宋之争的由来

2.2.2 汉宋之争的意涵

2.2.3 戴震的不争汉宋

2.3 儒释之辨的问题

2.3.1 士林佛学的兴起

2.3.2 戴震与彭绍升之辨

2.3.3 儒释之辨的三个层次

第3章 《疏证》的内容

3.1 《疏证》对“理”的诠释与修正

3.1.1 “理”的疏解与区分

3.1.2 驳“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说

3.1.3 “理气之辨”

3.1.4 “理欲之辨”

3.2 戴震“反理学”说再考察

3.2.1 “反理学”说的由来与问题

3.2.2 “程朱”与“陆王”的差别对待

3.2.3 “敬其为人”,针对“其言”

3.2.4 貌离神合:戴震与“程朱”之同

3.3 《疏证》“反理学”的现实指向与理论逻辑

3.3.1 “反”的重心:“祸民”

3.3.2 “理学”的主体:“今之治人者”

3.3.3 理论逻辑:“人心”居中

3.3.4 附论:戴震学术思想分期的问题

第4章 《疏证》的宗旨

4.1 《疏证》尊孟的缘由

4.1.1 作为经言依据

4.1.2 作为道统先师

4.1.3 作为学术宗主

4.2 《疏证》的“闻道”之旨

4.2.1 “闻道”的途径与方法

4.2.2 《疏证》对“道”的论述

4.2.3 “道”的层次与两种取向

第5章 《疏证》的意义

5.1 《疏证》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

5.1.1 生生:“遂其生”的仁德与“相生养”之道

5.1.2 民本:“自下摩上”的视角与“人”的隐现

5.1.3 教化:“正人心”的志业与“美言”的警惕

5.2 从“义理”的探索到“哲学”的基础

5.2.1 “戴氏之义理”的探索

5.2.2 胡适的“新哲学”说及其问题

5.2.3 “情感哲学”与“语言哲学”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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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承载了戴震对儒家之“道”的追求,是戴震一生最为重视的著作。本文将戴震及其《疏证》置于儒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视野下进行考察,分别从著作的“背景”、“内容”、“宗旨”与“意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先说《疏证》的“背景”。戴震受到清初以来儒学新风的影响,尤其是继承了顾炎武“理学,经学也”一语的精神要旨,即依“经”求“理”,将“理学”纳入“经学”之中。清代有所谓的“汉宋之争”,原本只是在儒家经学的范围内来说的,代表了宗主“汉学”与“宋学”两种不同的治经取向,后来逐渐演化为“考据”与“义理”相争的流俗之见。但无论是在哪一种意义上,戴震始终都未曾陷入“汉宋之争”,所谓“尊汉反宋”的晚年论学转向其实也并不存在。相比“汉宋之争”而言,“儒释之辨”才是戴震及其《疏证》真正关心的问题。士林佛学是乾隆年间兴起的一股“潜流”,代表人物彭绍升就曾与戴震辩论儒佛问题。戴震的“儒释之辨”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正陆、王之失;二是辟老、释之说;三是辨儒、释之界。  再论《疏证》的“内容”。戴震在《疏证》中有“破”也有“立”,既批评和修正了程朱理学的若干理论错误,也借助“字义”的疏解提出了许多自己的义理见解。在晚年戴震与宋明理学的关系问题上,通过以《疏证》为核心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反理学”说存在需要补充或修正的地方,如:戴震对待“程朱”与“陆王”是有差别的;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只针对“其言”,却始终礼敬“其人”;戴震与程朱之间在本质上是貌离而神合的。另一方面,戴震“反理学”虽然立足于学术批评,但其批评目标最终指向的是社会现实。这一点在《疏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戴震有意凸显理学的最大危害是“祸民”,二是戴震的批判矛头直指“今之治人者”。在《疏证》中,戴震提出的以“人心”为中间环节的理论逻辑既是他用来连接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也是其“反理学”的重要理论依据。  再谈《疏证》的“宗旨”。《疏证》的著述宗旨核心在于“闻道”,回归以六经、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传统。《疏证》书题标举“孟子”是戴震有意为之的,《疏证》尊孟主要有三个缘由:一是作为戴震用来“援据”的主要“经言”依据;二是作为戴震建构的儒家道统论中的先师人物;三是作为戴震的学术宗主。在《疏证》的“闻道”宗旨问题上,由于戴震承认“经”是“道”的承载者,故而求“道”就只能以治“经”作为基本途径,由字义训诂入手的解经之法也就成为了求道的基本方法。《疏证》将“道”分为“天道”与“人道”,然后用“性”作为沟通二者之间的中介。但是,戴震所说的“道”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类似于“本原”的“道”,二是类似于“真理”的“道”,在后者的意义上才是指向《疏证》的“宗旨”。而且,戴震追求的儒家之“道”还存在两种取向值得注意:一是理论性的“原儒”取向,二是现实性的“经世”取向。  最后讨论《疏证》的“意义”。戴震作《疏证》在儒学史上不仅有“批评”的价值,也具有“建设”的意义。《疏证》的主要思想贡献是在“生生”、“民本”与“教化”等方面实现了对儒家思想传统的“保守”与“开新”。近代以来,《疏证》中的义理内容已然成为了各种“戴震哲学”论述的基础。从《疏证》的现代学术价值着眼,如果要在“戴氏之义理”的基础上再发展出某种现代哲学,“情感哲学”(或“情欲哲学”)与“语言哲学”可以代表两个较有潜力的理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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