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文学位 >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嬗变——1954~1966年中国政治变迁的一项研究
【6h】

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嬗变——1954~1966年中国政治变迁的一项研究

代理获取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导论

一、研究主题与研究现状

(一)研究主题

(二)研究现状

二、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工具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二)实践意义

四、研究框架

第一章 概念和理论: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功能分析

第一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分析

一、什么是政策议程设置

二、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步骤

第二节“精英”与政策议程的设置

一、自上而下的政策议程设置

二、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分析

第三节 开放性政策议程设置的意义

一、民主决策的第一步

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效选择

第二章 规范与事实:政策议程设置的制度分析

第一节 从规范到事实

一、权力核心:从人民代表大会到中国共产党

二、中共组织原则:集中往往强于民主

第二节 五四宪法及各国家机关组织法:政策议程设置的宪政分析

一、影响议程设置的主体与议程设置的程序

二、议程设置的内容限度

第三节 中共党章:政策议程设置的执政党分析

一、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和民主程序

二、组织纪律的议程准入限制

第四节 政协章程和新闻媒体的相关文件:政策议程设置的非中共精英分析

一、政协政策议程设置功能定位的规范解读

二、新闻媒体与政策议程的设置

第三章 政策议程设置的“一主多元”模式分析(1954下半年——1957上半年)

第一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

一、政治领袖:双重身份与制度化介入

二、党内权力精英:间接影响与直接决策

第二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参与者:党外“大人物”

一、参与议程设置的制度化渠道

二、影响议程设置的非制度化渠道

第三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沟通协调者:新闻媒体

一、新华社:递《参考资料》和撰写社论

二、报纸:发表社论、递内部参考和刊登读者来信

第四章 政策议程设置的“中共一党”模式分析(1957下半年——1959上半年)

第一节“整风”议程向“反右”议程的突变

一、“整风”议程的建立

二、议程大转弯:政策之窗的关闭

第二节议程突变后各主体议程设置功能的重新定位

一、非党精英:从“上议院”成员到“咨询者”

二、新闻媒体:通过夸大报道与号召宣传影响政策议程

三、执政党:从“主导”政策议程到“垄断”政策议程

第五章 政策议程设置的“领袖一人”模式分析(1959下半年——1966上半年)

第一节 “纠左”议程向“反右倾”议程的急转

一、纠“左”议程的建立

二、议程大急转:三条溪流的“汇合”

第二节 政策议程设置“领袖一人”模式的确立

一、走向政策议程设置的“领袖一人”模式

二、“领袖一人”模式的确立及加强

第六章 政策议程设置的限度分析

第一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刚性约束”:政治取向

一、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特征

二、政策议程设置的“刚性约束”

第二节 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变量:最高领袖的权力承继模式

一、权力承继模式的非制度性

二、权威来源于“实践意识形态”的“正确”

余论

一、关于最高领袖权力承继模式的制度化

二、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今日变迁

参考文献

后记

展开▼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可以说,对于应该在体制之内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政治学者们已经有了共识。但是通过什么样的理想途径发展民主政治,把什么作为体制内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口,不仅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学者们莫衷一是,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强调的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学术界的声音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威权政治,到90年代初对草根民主的重视,又发展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对党内民主的呼吁,新近又开始把协商民主作为研讨的热点。然而,诚如浦兴祖教授所言:中国政治发展确实成果不少,但是成果不大。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本文试图从政策议程设置的视角,以1954——1966年中国政治的大变迁为研究对象,通过探求发生政治大变迁的缘由,以期寻求中国民主政治有效发展的现实道路。 本文采用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文献分析、经验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以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模型和马克·沃伦等人的民主与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为理论工具,把中国共产党、非党民主人士和新闻媒体等作为影响五六十年代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主体,通过对1954——1966年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变迁的具体过程的深入研究,勾勒了这十二年间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轨迹——从建国初的“一主多元”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发展到1957年“反右”运动后的“中共一党”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继而发展到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的“领袖一人”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从而展现了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越来越少,以致建国初的民主气氛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的历史景象。 通过对1954——1966年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嬗变的历史演进的分析,本文认为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两次嬗变是当代中国五六十年代政治大变迁的主要表现,而这两次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发生嬗变的直接原因在于被认为突破了政策议程设置的刚性约束——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层原因则潜藏于最高领袖权力承继模式的非制度化。 最后,本文在余论中阐明:新世纪,随着最高领袖权力承继模式的逐步制度化以及政策议程设置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使得多元化主体参与政策议程设置不仅具备了制度保证,而且也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造就了一条现实可行之路。

著录项

相似文献

  • 中文文献
  • 外文文献
  • 专利
代理获取

客服邮箱:kefu@zhangqiaokeya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9741号 ICP备案号:京ICP备15016152号-6 六维联合信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