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研究

摘要

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长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其晚年作品主要辑录在《弇州山人续稿》及《〈弇州山人续稿〉附》中,这两部作品是在王世贞去世近十年后,才得以刊刻,当时王家经济衰退,刊刻量少。同时,又由于公安派的兴起,对七子派加以攻伐。故此,王世贞晚年作品流传不广,其晚年文学思想也被尘封在历史尘埃中。清代学者因对明人多执偏见,且过多接受明人“反复古”、“反模拟”一方的思想,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夸大明人“复古”、“模拟剽窃”之弊的一面,对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也未予以足够重视。今天一些学者在对待明诗文时,往往依据清人之说,将有明一代诗文简化为“斗争史”,或“矫弊史”,仅看到王世贞作为七子派之首“复古”“模拟”的一面,对其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却视而不见。
　　 本研究通过对王世贞晚年诗文集版本之考辨,对其晚年“自悔”这一史事予以澄清、还原,从而揭开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转变的帷幕。通过对其晚年生活、信仰、交游、性格、心态、思想等方面的探讨,较全面呈现出王世贞的晚年世界,从而勾勒出其晚年文学思想的基本状况。
　　 在王世贞的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者,主要有李攀龙和昙阳子。王世贞与李攀龙的关系,学界已有较多关注。由于对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漠视,昙阳子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其实,昙阳子“三教合一”思想对王世贞晚年有较深远影响,其神秘的得道经历及仙化过程吸引了王世贞的目光,在其影响下,王世贞转慕佛道,亦释亦道亦儒,主“即心即佛”之禅宗思想,并引阳明“心学”入禅。这其实是对学界长期以王世贞作为“师古”派代表之说的一种反拨。
　　 王世贞晚年对待文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过去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转为“文章一小技”,“文章稍益吾身,后而实小之”,甚至“耻天下以文章为知己”。其文学创作也由过去关注国事、民瘼,转为关注个体生命,以抒写内心、个人情感为主,使文学功能发生转易,改变了七子派所倡导的以文学干预社会的复古运动精神。王世贞晚年在文学思想上主“调剂”说、“辞达”说、“自然”说,以“无法”为“法”,以“破格”为“亨衢”；在诗文创作上,以恬淡自然为宗。由于在文学观念、创作内容、取法范围、复古路径、创作风格、审美趣尚等方面较之早年发生了转变,因此,七子派所倡复古运动在王世贞晚年已从内部发生蜕变,后来公安三袁又从外部加以攻伐,在内外力共同作用下七子派复古运动最终走向终结,由此也使明清诗文发展历程发生重大转折。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的转变,开启了“用宋”、“重宋”思想,使世风流转,为公安派之崛起起了前导作用。由此也引发了“唐”“宋”之争、“吴”“楚”之争。可以看出,王世贞晚年文学思想之转变并未如学界较流行的观点“为文学复古画上一个重性灵的句号”,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