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治理的社会运动:中国环境运动的政治分析

摘要

近年来中国的环保活动大量兴起，据统计全国已有2700个以上的民间环保组织，而由环保组织和群众发动的环境抗争，也成为社会焦点。比起1980年代少数社会精英反对三峡大坝工程的事件，在2004-2005年发生的反对怒江水坝运动，人们看到中国环保运动有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是环保组织和环境社会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与空间，另一方面则显示国家与社会关系也有了变化，体制内部也浮现环保运动的支持力量，愿意在决策过程中将民间环保组织的意见局部地纳入考虑。因此学界注意到，在中国处于渐进的威权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之间，是否开始发生或逐渐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环保运动由于关注生态与自然的维护，即使在独裁或威权政体内，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道德感，能争取各种社会资源与群众支持。中国的环保运动发展，会类似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一支政治力量，还是像韩国、台湾的环保抗争，伴随着民主化过程而受官僚体制承认后，反而走向动员衰退?抑或是在一党制的政治体系中走出一条特殊的存活模式?中国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的进程，有没有一个内在的关联性在起著作用，如果存有这种关联性，那么其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乃至于民主成长，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国家制度转型期间，中国的威权体制如何因应和面对社会运动的萌芽?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本论文认为，中国环保运动的兴起，并日益在体制内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不纯然是社会运动本身自主与独立的集体抗争所带来的成果。党国机关在改革开放后，固然提供了较以往宽松的政治气氛和社会自由度，但任何长期、公开和制度化运作的非政府组织与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取得国家的默许与认同，或不符国家执政的议程，肯定难以成长。而环保运动的蓬勃和活跃，除了得到国家的允许与承认之外，最重要动力来自于官僚体制内各部门的权力博弈、政策角力以及制度形成期间的讨价还价的后果，是政治精英一种有意图的促成。由于环保部门在体制内的弱势和边缘，为了加强它在环保治理上的影响与筹码，以及配合环保机制的扩权需要，就必需与体制外的社会部门和非政府力量进行结盟合作。由于环保部门有寻找盟友的需要，其引进社会力的结果，就助长了环保运动的有限度成长与发展。
　　 除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是随着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日趋复杂互动，中国党国机关既不能全面排斥社会运动的影响，也不允许社会运动挑战其权威，而是正尝试选择性地争取特定的社会力量并与之结盟，来配合其政策议程，以至形成一种“被治理的社会运动”模式。不过，当前这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还未形成常态性与制度化的关系，而是根据议题、时机与策略，选择或转换结盟对象。其结果是，社会运动对推进政治发展的作用，将是间接、渐进与迂回的方式。与此同时，在党国机关运用和扶植特定社会运动之际，也会影响到社会运动的体质和性格。为此，国家主导下的环保运动，其自主性和独立性仍待加强，虽然它们在推动公民参与和环保治理上将有所贡献，但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与变迁，其角色不应受到高估。
　　 本研究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渐进调节创造了社会运动，而非社会运动推动政治发展。国家对社会运动仍保留极高的协诱能力与竞合关系。就理论意义而言，它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国家意志的二重性，进而导致社会运动的出现并成为必要。因为在价值意图上，国家需要维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福祉，但在行动取向上，国家本身却产生内在的分歧与矛盾，这种意志的不一致与政经利益冲突有关。两者的偏离，导致社会弱势群体需要通过社会抗争来表达诉求，国家也有动机结合社会运动力量，以改造自身的制度缺失。国家的二重性，使得国家既防范社会运动，也需要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