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

摘要

本文将明清世情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对象，从雅俗及地域的视角，通过中国文学古今视角的换位与互动研究，立足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以期深度还原明清世情小说深广的思想内涵与上乘的艺术水准，凸显明清世情小说的文化性与地域性，廓清清末小说的雅俗新变与现代转型，力求对明清世情小说的全新把握与深层建构，并大致梳理与展示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及地域分布的现当代嬗变。
　　 本文主体部分共计五章，另有绪论及余论。绪论部分主要是界定本文的三大基本概念：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批评、文化地图，为下面主体部分论述的展开铺平道路。第一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发生--齐鲁一枝独秀》。齐鲁是明清长篇世情小说的发祥地与重要源泉，明代就奉献有两部世情力作《金瓶梅》与《醒世姻缘传》。“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先“奇”在作品内容彻头彻尾的“俗”；其次更“奇”在作品主题甚深的“雅”；当然也“奇”在作品细节的生动、人物的鲜明、结构的缜密、语言的传神等方面，而“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成为一朵伟大而永恒的世情人性的“恶之花”。带有明显的明人口吻与实录风格的《醒世姻缘传》是一曲沉重的道德挽歌，祭起的却是佛教果报论大旗，有着浓厚的道德情结与儒家本位思想的西周生，面对着人心不古、世风浇漓的社会现实，只能以浓烈的因果叙事来挽救世道人心，希翼西周古风重临世间。
　　 第二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自觉与发展--吴越竞艳》。苏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大潮的滥觞，而冯梦龙则可谓短篇世情小说的教主，他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并在其编撰的“三言”中成功地实现了雅俗整合，对其后中国世情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凌漾初的“二拍”可谓出于冯梦龙的“三言”而又胜于“三言”，一方面，其无处不在的天命论与因果报应的世情叙事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性，实现了作者“尚奇”、“尚俗”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凌漾初对作品劝惩主旨的高度重视，又体现了其一片赤诚的道学心肠。凌漾初“二拍”的创作实践把小说俗的内容与雅的主旨的有机整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冯梦龙一起，共同开启了明末清初世情性短篇拟话本小说创作高潮的序幕。
　　 杭州是明末清初短篇世情小说创作的重镇，先后出现了陆云龙兄弟、李渔、艾纳居士等小说名家。陆云龙兄弟以儒为宗，道释为翼，可谓真道学，其《型世言》发扬“三言”的劝诫主旨，而另辟蹊径，从正面直接树型，大力弘扬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且强调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时效性，道学主旨与世情叙事融为一体，雅俗结合，而成为明清世情性拟话本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当无愧于“三言二拍一型”这一现代定论。李渔心中始终有着高雅的名士情结，虽然他做了很多俗事，由于他把小说等同于传奇，而一味求“新奇”与“娱心”，其小说“寓教于乐”的雅俗整合之路，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但过度的“乐”、“俗”几乎掩盖了“教”、“雅”，且传奇的程式化、符号化又使他忽视小说非常重要的细节描写，虽有绝世的天才，也难以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品，而令人惋惜。而艾衲先生的《豆棚闲话》可谓明清短篇世情小说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容许过于赤裸裸地辟佛老，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施了很多障眼法，艾衲居士、紫髯狂客、天空啸鹤包括陈斋长其实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豆棚闲话》可以说就是小说版的韩愈的《原道》抑或《驱鳄鱼文》。
　　 第三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深化--南北争雄》。清中叶江南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南京，除了曹去晶的《姑妄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世情小说精品，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明清小说的巅峰之作曹雪芹的《红楼梦》。曹去晶有着与众不同的创作态度、趣味与理念，他与评者林钝翁实为一人，这是打开《姑妄言》之谜尤其是它满纸“淫语”的一把关键的钥匙。《姑妄言》以佛教的果报论来劝谕世人，特别是以种种恐怖的淫报来警醒读者，显示了作者的“一片菩提心”，其复杂的人物、深广的主题铸就了作品世情小说的高雅品质。《儒林外史》是一部有着强烈讽刺特色的世情小说，它“破”、“立”结合，即“反儒”又“尊儒”，反的是“俗儒”，尊的是“雅儒”，同时它又既“贬道释”，又“趋道释”，贬的是道释门中种种丑陋现象，趋的是道释的甚深义理，而构成了作品深广的雅俗内涵，体现了世情小说一贯的劝惩与醒世主旨。清中叶北方长篇世情小说的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北京有随缘下士的《林兰香》，齐鲁有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中原有李绿园的《歧路灯》，而呈现“三国鼎立”的态势。“林兰香”有着三重意蕴，最表层是燕梦卿的个人悲剧，中间层是屈原的儒家精神，最里层则是尘梦苏醒之后的道家追求，所以《林兰香》虽有大量的儒家叙事，但其根本的意旨却是道家思想，具体表现为耿朗的由儒及道、燕梦卿的临终悟道、田春畹的儒道兼备以及宣爱娘、平彩云的道家本色等，其虽有过于文人化之嫌，而在雅俗结合上差强人意，但它依然是出色的明清世情小说之一。《绿野仙踪》的“绿野”象征着现实、世情，“仙踪”象征着道教，其“绿野”占了全书的大半篇幅，包括五大世情叙事板块，通过冷于冰的“仙踪”拼接而成。作品于“绿野”之上点缀的“仙踪”叙事是为了导引、提升“绿野”，而铸就了《绿野仙踪》世情小说的品格。《绿野仙踪》与《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绿野佛影”类世情杰作以及“绿野儒魂”的代表作《歧路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李绿园高擎的这盏“歧路灯”首先是儒家的理学之“灯”，中庸之“灯”，同时也是一盏汲取了佛老意蕴的道释之“灯”。《歧路灯》着力塑造了三组“雅人”形象，主人公谭绍闻周围的一批“俗人”形象也刻画得比较成功，谭绍闻自身的雅俗演变更是形象地证明了高雅精神文化之“灯”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巅峰--南北兼容的<红楼梦>》。雅俗共赏有两种实现途径：一是朱自清所讲的“屈雅就俗”，一是本文所讲的“雅俗兼备”，就是面对同一部作品，雅者赏雅，俗者赏俗，互不冲突，均有收获，《红楼梦》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在其雅、俗两极之间有一个过渡层次的“情”，这是《红楼梦》雅俗共赏的关键与分水岭，真正《红楼梦》雅俗共赏的时代还远未到来。《红楼梦》固然是曹雪芹的独创，可同时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精华的大力继承与弘扬。《红楼梦》一方面发扬了《金瓶梅》开创的世情小说的写实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作风与中国文化的儒道释精髓，而融历史叙事、世情叙事、诗性叙事、文化叙事于一炉。《红楼梦》是真正的灵魂写作、生命写作，凝聚了作者无比深广的人生感受与思想内涵，而至小说的至高境界，影响巨大。
　　 第五章，《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转型--上海独领风骚》。由于晚清时期上海独特的地缘与政治环境，再加之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在清末上海出现了明清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大潮，而以谴责小说成就最高，完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雅俗整合的现代转型。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有着四重阅读障碍，首先是语言，其次是题材与内容之俗，再次是主旨之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作品对人性的细腻刻画与细节写实的平淡风格。《海上花》接近曹雪芹八十回版《红楼梦》的艺术品质，这注定了其曲高和寡的命运，而难以像高鹗版《红楼梦》那样雅俗共赏，风行天下。李伯元既反对一味崇洋的维新，也不赞成彻底否定传统的革命，而是偏向于中西文明结合的中庸维新之道，其《官场现形记》固然触到了晚清的痛处，可聚焦维新这一晚清最大国情的《文明小史》因其史诗意味，显得更为厚重、深刻，而成功实现了明清世情小说主旨的现代转型与雅俗新变，堪为晚清小说的杰作，其浓郁的上海叙事更是别出心裁，意蕴深远。吴趼人对鬼神及佛老态度的前后变化，反映了其对传统文化从背离到回归的精神走向，而体现为其身上越来越浓的道德情结，他投身小说创作受到梁启超与家乡“木鱼书”的双重影响，其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写情小说等都是包装不同的道德叙事，而带有鲜明的“木鱼书”醒世色彩，特别是其写情小说又与明末冯梦龙的“情教说”遥相呼应，谱写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新篇章。太谷学派兼取道释而归于儒，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成就中国古典文化最后的绝响，而刘鹗与太谷学派却有着不解之缘，其一生就是太谷学派思想的精彩演绎，《老残游记》作为刘鹗心灵的哭泣与自辩之作，自然充溢着浓郁的太谷学派叙事，同时作品又以小说的形式、寓言的手法，来实现让国人接受实业救国思想的醒世主旨，而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描写的工笔化以及对现实的直击性又无疑增强了小说内容的现实性、真实性，二者共同促成了《老残游记》的雅俗新变，使其既展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辉煌，同时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曾朴天生浪漫的气质，与法国现代浪漫主义可谓一拍即合，而强化了其思想的现代性色彩，其创作自然也洋溢着强烈的现代精神，如果说《孽海花》主要是展现了作者一腔积极入世的报国之心，那么《鲁男子》则袒露了曾朴矢志追求真善美的浪漫情怀，这两本小说虽都是未竞之作，但已足以表现曾朴那非凡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才能，而使得曾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奠基者。
　　 余论部分着重简要梳理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整合的现当代嬗变，并例举了老舍、张爱玲两位现当代作家小说创作的雅俗探索与得失成败。从《金瓶梅》算起，世情小说正式登场亮相已500多年，几度起伏，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繁荣、晚清短暂的中兴和现当代的再度兴盛的演变过程，现当代的高雅小说可看作是明清世情小说的不断升级版，而凸显了世情小说永恒的活力与魅力。世情小说既有《红楼梦》那样的巍峨高峰，也有《林兰香》、《四世同堂》、《白鹿原》那样的旷世之作，更有为数众多的《石点头》、《豆棚闲话》、《美食家》那样的小家碧玉，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盛况空前，成就斐然。社会的发展必然赋予了现当代世情小说新的雅俗内涵，且出现了不少雅俗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上乘之作，只是真正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作品还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