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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春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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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凡例

引 言

一、研究现状

二、本文研究的框架结构及其相关概念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北宋学人研究《春秋》的前提条件

第一节宋初社会危机与儒学困境

第二节政府与学人的努力及《春秋》在其中的影响

一、科举改革

二、排斥佛老,怀疑经传

本章结语

第二章回归儒家之道的《春秋》研究

第一节疑经惑古中的《春秋》研究

一、范仲淹:《春秋》“褒贬大举,赏罚尽在”

二、欧阳修对《春秋》的理性认识

第二节“宋初三先生”论《春秋》

一、胡瑗、石介致用性的《春秋》观

二、孙复《春秋》学的“尊王”思想

第三节刘敞体系化的《春秋》学

一、王道之下的《春秋》五书

二、经、史关系与经、传关系

三、“《春秋》之义,王道也”

本章结语

第三章政治重压下的《春秋》学——研究路向的转变

第一节《春秋》学的转折

一、两大公案考

二、王安石与《春秋》的关系及其影响

第二节苏辙与《春秋集解》

一、《春秋集解》产生的内外缘由

二、“道”“势”下的《春秋》

第三节“王道”《春秋》:孙觉《春秋经解》

一、《春秋经解》的缘起

二、“《春秋》,假鲁史以载王道”

三、《春秋经解》解经方法

本章结语

第四章理学发展中的《春秋》学

第一节理学奠基者之辅助性的《春秋》观

第二节程颐以“理”解《春秋》

一、“经所以载道也”

二、“学《春秋》可以尽道”

三、《春秋传》的具体内容

第三节体用结合的胡安国《春秋传》

一、胡安国论“致知”

二、《春秋》“史外传心”

三、体用合一而偏于用的《春秋传》

第四节《春秋》研究方法的新探索

一、崔子方以例与“理”解《春秋》

二、萧楚专题性研究《春秋》

三、叶梦得《春秋》学体系

本章结语

第五章北宋学人研究《春秋》的方法

结 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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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孔子据鲁史《春秋》修作而成,始自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后解经的五家之传形成,流传最广的是三传:《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并最终取得经典地位。从《春秋》学整个发展史看,宋代研究《春秋》的著作数量众多,而对宋代《春秋》学,尤其是北宋《春秋》学与理学思潮的萌芽、发展关系的系统、专门探讨却很薄弱。这方面的研究存在诸如“着重于经学意义的梳理,疏于社会学的考察”、“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论述”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北宋《春秋》学发展为主题,试图揭示其与理学的互动关系,以期小益于拓展宋代学术的研究视野。 政治危机、儒学困境以及政府与学人共同做出的努力是北宋学人研究《春秋》的前提条件,三者之间紧密联系。政治危机实质是追寻理想的政治宪纲,而《春秋》本身具有历史批判、政治批判的功能,蕴含“大中之道”。所以,政治危机为北宋儒者研究《春秋》提供了现实土壤。儒学面临自身困境,而外部佛道二教的成长、壮大有力地挑战儒学权威。因此,儒学需要做出更新。《春秋》整体上既有被树立的资源,也有被批判的资源,其所含有的王道主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佛老。因此,儒学困境为北宋学人研究《春秋》准备了学术动力。为解决现实问题,北宋政府及学者所做出的积极反应,为北宋《春秋》学的产生、成长指明了研究方向。 北宋《春秋》学研究主要包括理学的解经与一般儒学的解经两种模式。宋初疑经惑古思潮下的《春秋》研究,主要是一般儒学的阐释,其中蕴含理学解经的萌芽。 范仲淹、欧阳修、“宋初三先生”、刘敞等以回向儒家之道为学术宗旨,或怀疑、批判汉唐训诂式的《春秋》注疏,以至对经本身产生怀疑、作出修改,或重视、重申《春秋》中相关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为理学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熙宁新法前后,《春秋》学者既承接了前期学人一般儒学的解经方式,又开始或有意或无意探索到新的解读视角,即理学的研究。 王安石与《春秋》的关系一方面对《春秋》学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间接开启了《春秋》学发展的新方向;苏辙《春秋集解》主张以“道”“势”解读《春秋》,直接推进了“道”与《春秋》的关系,同时对《春秋》研究中的一般问题也有涉猎;孙觉承宋初学人胡瑗、孙复等人的“尊王”思想,明确《春秋》的“王道”主题,又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而使得《春秋经解》带有“理”的味道,这一时期的《春秋》学有承上启下之功。之后到两宋之际,《春秋》学两条路径的进程更加明朗化。 一是义理化的《春秋》,《春秋》完全从属于“理”,同时又为“理”的实现准备了文化载体。周敦颐、邵雍、张载等构建形上范畴“理”,《春秋》在此过程中只是起到辅助性作用。二程尤其是程颐对《春秋》的认识全面而理性,“理”成为阐释《春秋》的唯一、最高依据,并形成“理”与《春秋》的道与器、形上与形下之势。胡安国《春秋传》吸收程氏《春秋》观的“天理”依据,又加入现实政治的元素,塑造出体用相合的学术风格,《春秋》学至此在最高层面上施展其济世功能。 另一路径是一般儒学的《春秋》研究,这一时期在《春秋》的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崔子方、萧楚、叶梦得三人各有所得。两条路径的发展并非独立平行,而是相互有交叉点。 从北宋《春秋》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学人们在研究方法的总体导向上存在一变化过程,即由依据制度化、伦理化的儒家之道解经转向依形上意义之“理”解经。这种转变是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具体表现为对《春秋》经、传、史关系的不同认识。 北宋学人在解读《春秋》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致用性、与理学的互动关系等特点。 可以说,北宋《春秋》学丰富了宋代学术的繁荣,为理学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实践资源,而其中所表现出的现实关怀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北宋学人对《春秋》的研究于宋代学术不无功劳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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