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朝鲜对《诗经》的接受——以朝鲜诗话所辑文献为中心

摘要

近年来，中韩两国在朝鲜《诗经》学研究方面有很大进展。但所依据的文献材料以古代专篇文章或著作为主，对朝鲜诗话中的相关材料鲜为关注。而这些材料对研究《诗经》学海外传播具有很大启发性，它不仅能补专著之缺，而且从现存文献看，诗话中关注《诗经》文本的材料比专著更早，专著从权近（1352-1409）《诗浅见录》开始，而诗话从崔滋（1188-1260）《补闲集》就已涉及。故本文以诗话所辑文献为中心，考察古代朝鲜(指原始社会—朝鲜王朝，即公元前约70万年—公元1862年，本文所涉及的范围是高丽末—朝鲜王朝）在经学、文学方面对《诗经》的接受。
　　第一章，对朝鲜诗话引用《诗经》各篇频次进行统计及分析。由于诗话中关于《诗经》以及《诗经》学的探讨多从《诗经》具体篇目展开，故本章以诗话中《诗经》各篇的频次统计为切入点。经分析可以发现，在当时受朱熹理学说影响的大环境下，朝鲜官方会选择宣扬圣德明君的《文王》篇、美颂夫妇之德的《关雎》篇、提升个人修养的《淇澳》篇、肩负爱国之责的《黍离》等一些包涵正统价值观念的《诗经》篇目进行接受与宣传。
　　第二章主要从经学角度考察朝鲜诗话中《诗经》的接受。高丽末至朝鲜王朝时期，朱子《诗》学在当时《诗经》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朝鲜学者前期对《诗序》、“思无邪”等《诗经》阐释理论的辩证接受，后期本土化发展中“朱子学”、“实学”等的先后兴起，体现出当时学术界对朱子《诗》学由依从到独立的演进过程以及重“实”的儒学品格。不仅如此，《诗经》作为社会秩序建构的经典意义存在，对古代朝鲜国家制度、文化思想、社会伦理规范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章从文学角度探析朝鲜诗话中《诗经》的接受。《诗经》在古代朝鲜被奉为“宗主”和“正脉”，其淳朴自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雅正之风，以性情论诗和以“气”论诗的表达技巧，以及傧接华使、科举取士等一系列政治文化制度的支持，不仅保障了《诗经》在朝鲜文坛的地位，为汉诗的兴盛以及其他文体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促使其形成重“情”和重“气”的儒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