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墨学比较研究

摘要

中国学界对墨子及墨家学派已经作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墨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墨学与儒学一样，也是世界性的学术。墨学对日本等其他国家的社会伦理、宗教哲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日本等国的墨学传播史与研究史也属于墨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将中国墨学和日本等国的墨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全面审视，才能对墨子及墨家思想作出较为合理的定位，才能对墨学在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和谐世界的形成中的潜在功效作出正确的预期评价。目前我国墨学界对日本等国的墨学研究成果或略而不谈、或一笔带过，这不能不说是墨学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墨学在中国唐代便已传到日本，就现存文献而言，日本的墨学研究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纵观近三百年的日本墨学研究史可以发现，日本的墨学研究成果斐然。与日本墨学研究取得的卓越成就相比，中国学界对日本墨学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关于日本对墨学的接受与研究，郑杰文先生所述中国和日本的墨学研究状况在当今墨学界最为详赡，笔者目力所及无出其右者，但就“中日墨学比较研究”课题论，学界至今尚无专门的系统之作。因此，鉴于当今我国墨学界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笔者以日本墨学为例，试图通过对比中日墨学研究中的异同，找出国际墨学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或模式，并力图使墨学研究更加完整、更趋深入。在内容上，《中日墨学比较研究》一文大体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对墨子其人其书及其学说的中日研究进行比较，下篇主要对墨学与其他学派关系的中日研究进行比较。
　　 墨子其人其书及其学说，是中日墨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展现中日研究异同的主要方面。中国学者根据史书记载及他书所引，对墨子姓氏、生平、出身及事迹作了大量的推测和研究。因文献匮乏等因素，日本学者对此并没有新的发现。关于墨子生活的时代，中日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大致有“孔子同时代”、“孔子之后”两种观点。关于墨子籍贯，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多有歧义，有宋国说、齐国说与鲁国说。在墨子籍贯问题上，就其分歧来说，中日学者的看法相类。在墨子出身问题上，中日学者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大多认为墨子来自社会下层。中日学者对墨子其人的研究具有共同性。其一，中日学者在分析《墨子》文本、考证墨家思想学说之前，对墨子的姓氏、生卒时间、出生地、出身及生平事迹等基本问题进行考证。虽然关于墨子生平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但中日墨学研究者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认真考证，对墨子生卒、籍贯、出身及主要事迹等问题作了分析梳理。其二，中日学者采用了文献考证法，即从中国古代墨家及其它先秦典籍中钩稽出相关的资料。中日学者在有关墨子生平、出身等问题的研究中，受不同的文化环境、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别。
　　 对于《墨子》一书的成书及流传过程，学界多有争论。日本学者大都认为，《墨子》一书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经多人、历多时汇集而成。中国学者则依据出土文献推断，早在战国时期《墨子》简本即已流行，但对于《墨子》一书的具体成书过程，尚无一致的认识。中日学者在研究《墨子》各篇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时，都注意到了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形成、发展、兴盛和衰亡的演变过程，即战国时期墨学发展的分期问题；大都通过分析《墨子》各篇的思想内容，并结合墨学在战国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来确定作者及大体成书时间。在分析考证《墨子》篇章作者和形成时间时，中日学者运用的研究方法、选择的研究视角则有所不同。
　　 在《墨子》学史的研究中，中日两国墨学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治墨路数、切入视角等方面的相似性表现得更加清晰。一方面，在墨学的宗教问题上，尽管少数中日学者有不同认识，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墨家思想中含有宗教思想和宗教信仰，并断定墨家学团已经是一个初步具有宗教信仰、宗教形式及宗教领袖的准宗教集团。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学者不仅关注一些与墨子或墨家学派有关的具体“事实”，而且还从“史”的层面对墨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予以充分关注。对此，日本学者的研究视域更加开阔，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更为丰富。上篇对这些学术现象集中进行了比较研究。
　　 下篇重点比较中日学界对墨学与诸子学派关系的研究，中日学者在探讨墨学与诸子学派关系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墨家与先秦诸子学派具有相同的学术背景，墨家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与诸子学派有着天然的同源关系。中日学界对墨、儒关系的研究皆用力颇深，主要从儒墨起源、儒墨互黜、儒墨相通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中日学者都认可墨出于儒的渊源关系，都把儒家学说作为墨家学说的基础。在探讨墨、儒起源时，日本学者侧重于墨家集团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墨家走向衰弱的原因考证，中国学者则进一步分析了起源不同所导致的儒、墨学说的差异。中日学界对墨儒互黜的焦点、争论产生的原因都作了深入的剖析。中国传统儒家学者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将墨学放在了儒学的对立面上。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开始承认墨学的合理性，并将墨学与儒学作了客观的比较。相对而言，日本学界对待墨儒差别不存在学派偏见。较之墨学与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中日学者对墨家与儒家学派关系的研究最为用力，从客观上讲是因为儒墨的关系最为密切，并且儒学在中日学界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从主观上讲是因为墨学研究者本身多为儒家学者。
　　 中日学界对墨学与道家学派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与墨学起源、庄周学派与墨学、《淮南子》与墨学、道教与墨家这四个方面。中国学者较为关注老子与墨学起源问题，全面分析了老子对墨子的深刻影响，同时存在夸大这种影响的倾向。日本学者更加重视生活环境对墨子的影响，对老墨关系也偏重于差异研究。中国学界对庄周学派与墨学的研究十分全面，而日本学界对此较为忽视。中日学者对《淮南子》与墨学关系的研究的着力点虽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淮南子》对研究汉初墨家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学者主要是通过《淮南子》说明墨家思想在西汉的延续，日本学者则是通过《淮南子》研究墨家对汉代道家的影响。中国学者将墨家对道教的影响扩大化，日本学者则以有神论和宗教思想作为墨家对道教的主要作用。
　　 中国历代学者对韩非与墨家的关系研究较少，近代以后才开始关注墨、法关系。中国学者主要从墨子尚同说与韩非中央集权理论的异同、墨子功利主义与韩非唯利主义的异同这两方面进行论述，同时通过韩非对墨家的批评研究墨学在战国后期的流传情况。日本学界关于墨法关系的研究著作少有所见，但日本学者对墨子尚同论与天子专制论的关系、墨子的非命说与君主专制理论的关系较为关切，已进入墨、法关系的研究范围，然而这种关联却是一种不自觉的涉及，并非有意地比较墨、法关系，这是日本墨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墨家的逻辑思想集中体现在《墨辩》中，中国学界对《墨辩》的研究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者纷纷借用西方逻辑学阐释《墨辩》的逻辑思想，掀起了《墨辩》研究的高潮。日本学界较之中国学界，更早接受了西方的科技思想、逻辑思想，因此日本学者在解读墨家学说逻辑思维时，也大量运用了西方逻辑学知识。对于墨家与名家逻辑思想的异同，中国学者主要从名实、同异、坚白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日本学者所关注的只是逻辑概念本身，对名、墨逻辑思想的比较则无深入的研究。
　　 兵家重攻、墨家重守，此两家并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双璧。《墨子》城守诸篇的作者、成书时代、守御思想，为中日学者所共同关注，墨家与兵家思想的异同亦为中日学者所重视。日本学者的研究侧重于篇章考证与比较研究，而中国学界则致力于多元化与综合性的研究。同时，日本学界对出土文献的重视，远不及中国学界，这也是日本学界在墨家军事研究方面的欠缺所在。
　　 中日学界皆从与诸子学派的比较中，深入发掘墨家思想的源泉。相比较而言，中国学界的综合研究之作较为丰富，而日本学界的研究多从微观入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主要是各自的学术背景使然。正是因为受到传统儒、道思想的浸染，中国学者在探讨儒、墨渊源，道、墨关系时，往往不自觉地夸大了孔、老对墨子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学者在探讨诸子与墨家关系时，则表现出客观公正的态度。虽然中日学界对墨家与诸子学派关系研究的侧重点多所不同，但都力求深入分析墨家学说的精髓，可谓相得益彰。只有对比中日研究成果，才能更为透彻地观见墨家学说与诸子学说的同源与异质。
　　 笔者从中日墨学研究之异同出发，通过比较中日学界对墨子其人其书及其学说的研究，对比中日学者对墨学与诸子学派关系的认识，力图探讨中日墨学研究的规律所在。因此《中日墨学比较研究》一文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即在对中日墨学研究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对比中国墨学研究和日本墨学研究的异同点。文章并非为比较而比较，也未止步于简单的对比层面，而是将墨学视为一个整体，以探讨墨学的思想实质、墨学的发展规律、墨学的传播接受史以及墨学研究的总体性特征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