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塑造

摘要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康熙帝极为突出而独特，他不仅拥有“康乾盛世的开创者”、“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等多种盛名，还拥有“皇帝科学家”的美誉。他对科技、尤其是西方科技的深入掌握和充分利用，在中国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使之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身份地位最为特殊的关键人物，对清初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康熙帝为何如此崇尚西方科技？这是一个虽然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然而至今未得确解的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康熙帝学习西方科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向汉族大臣“炫耀”，或是能够在中西历法之争中“断人是非”;并且认为在康熙帝身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即他一方面对西方科技苦心钻研、大加利用，另一方面又将宋明理学奉为圭臬，终生服膺。很显然，这些研究并没有将西方科技纳入到康熙帝的信仰体系与知识体系当中进行考量，即没有意识到:在康熙帝那里，科学与儒家理学、西方科技与儒家“道统”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西方科技正是他维护道统、巩固皇权的一种有效工具。
　　已有学者意识到，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崇尚，涉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西方科技在康熙帝政治生涯的权力运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指明了康熙帝的目的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皇权统治的巩固。然而问题是:康熙帝为何需要通过掌握科技知识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呢？换言之，康熙帝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必要掌握科学技术、甚至是有可能危及其道统合法性的西方科技？康熙帝又是如何利用西方科技强化自己的权力的？这些都是“康熙帝与科技”这一专题研究必须提出、有待深入回答的关键问题。
　　通过分析康熙帝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西方科技在其政治生涯中有两个方面的功用:其一，被用于天文、地理、军事、农业等重要领域，以维护国计民生;其二，被用作训导儒者的重要武器，塑造自身“知识权威”的形象。前者维护的是“治统”，体现的是“君”的角色;后者维护的是“道统”，体现的是“师”的角色。而这一切皆源于康熙帝不同于以往历代帝王的诉求:成为将道统与治统合二为一（“道治合一”）的圣王。学界迄今对此问题的研究皆忽略了西方科技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西方科技在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要大于其他方面的努力。因为:若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康熙帝尽管也已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毕竟不能够独领风骚;然而若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一般懵懂无知的儒家士大夫实在望尘莫及，这足以显示和证明他的“圣智”。于是，康熙帝通过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成功地取得了科技话语权、知识话语权，从而极大地巩固了他的道统话语权;而他晚年倡导“西学中源”说，则是将西方科技径直纳入儒家道统，即是其利用西方科技来塑造其“圣王”形象的最后逻辑环节。
　　本文将西方科技与皇权统治的内在需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新审视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初次接触、对西方科技加以深入探究、大加利用到最终“纳西入中”的整个历程，重新诠释了康熙帝与西方科技的关系。这样，当我们从中国政治史、儒家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时，就会注意到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科技的作用并加以重视;反之，当我们从中国科技史、科学思想史等角度研究康熙帝的科技活动时，亦会注意到科学技术与儒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并加以重视。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研究:
　　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中，象征儒家文化价值认同的“道统”与代表世俗政治权力的“治统”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的变化阶段:孔子之前，道统与治统是同一的，因而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孔子之后，道统与治统已分立，因而君师分立、政教分立、圣王分立。此后，道统一直占有较之于治统的价值优先性，即“道高于治”;但此种格局在康熙帝身上发生了转变，他通过信仰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努力，试图恢复道治同一、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的理想，其具体的途径就是向儒家士大夫争夺道统话语权，以治统兼并道统。
　　在康熙帝“道治合一”的努力中，西方科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在“杨光先历狱案”中，康熙帝发现了西方科技在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维护皇权统治当中的作用，于是由利用西方科技“断人是非”的初识，转向了“作君作师”之用的深悟。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康熙帝塑造“道治合一”圣王形象的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亦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即是深嵌于儒家文化传统结构之中的，儒学传统中不仅有科技知识的内容，而且有其形下学的知识论建构、形上学的本体论建构，并且还有具体的运用体系;因此，广泛地学习掌握包括科技知识在内的知识，乃是承担“道统”、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
　　西方科技在维护康熙帝“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康熙帝重新整顿钦天监，谕令全体官员学习西洋新法，提高了天文历法的准确性，保证了帝王“敬授民时”的权威性;建立“皇家科学院”，修书育人，保证了皇权对科学技术的控制与利用;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使其在平定内乱、护卫领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确保了皇权对国家疆域的绝对控制。
　　西方科技在塑造康熙帝“道统”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重要、且独一无二的:通过对西方科技的苦心钻研，孜孜以求，康熙帝逐渐成为了此领域的绝对权威;他主持编纂、乃至亲撰科技典籍，利用“知识权威”的身份教导和训谕科技人才，从而成功剥夺了儒者的知识话语权，塑造了“仁且智”的圣王形象。
　　纵观康熙帝一生学西学、用西学的历程可见，其晚年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提倡是一种必然，即通过将西方科技纳入儒家道统，使自己数十年学西学、用西学的行为名正言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辅助其“道治合一”形象构建的最后逻辑环节。
　　对康熙帝的科技活动进行功过评价，一直是“康熙帝与科技”专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本文在“余论”中梳理了康熙帝科技活动中的一系列“矛盾”问题，认为所有的“矛盾”皆为其“道治合一”圣王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种必然。基于本文的研究视角，笔者从“儒家道统”与“清初科技发展”两个方面对康熙帝科技活动进行了评价:其一，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掌握和利用大大拓展了儒家道统的内涵，但也因剥夺了儒者的话语权而降低了士人对于皇权的约束力，以更为广阔的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其最终实现的“道治合一”是对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种阻滞;其二，康熙帝对西方科技的大力提倡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为清初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知识权威”的形象和对科技活动的“乾纲独断”也造成了科学研究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这最终会导致科学技术丧失其内在发展活力，从而阻碍科学技术的良性、健康发展。

目录

声明

摘要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 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一、关于康熙帝“道治合一”圣王理念的研究

二、关于康熙帝科技活动的研究

第三节 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康熙帝学西学、用西学的动机问题

二、科学技术与皇权统治的关系问题

三、西方科技与康熙帝“道统”形象的塑造问题

四、康熙帝如何用中国儒学统合西方科技的问题

五、康熙帝科技活动的评价问题

第四节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

第二章 “道治合一”：康熙帝的圣王理想

第一节 道统与治统的同一和分立

一、儒家“道治同一”的理念：治统体现道统

二、儒家‘‘道治分立”的立场：道统高于治统

第二节 康熙帝尊崇道统的信仰昭示

一、君师并重的理念

二、亲诣释奠的行动

三、理学治国的方略

第三节 康熙帝对“道统”话语权的占有

一、“学术权威”形象的塑造：争夺道统话语权

二、对儒家士大夫的打压：剥夺道统话语权

第三章 “作君作师”：西方科技对康熙帝圣王形象塑造的意义

一、“杨光先历狱案”——中国科学技术的危机

二、中国科学技术危机对皇权统治的威胁

三、康熙帝用西方科学补救中国科技危机的努力

第二节 “作君作师”之用：康熙帝学西学、用西学的深层原因

一、科学技术在儒学传统中的存在

二、科学技术在皇权统治中的作用

第四章 “护国利民”：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理想的治统之维

第一节 指导科学机构的创立与改进

一、整顿钦天监

二、建立“皇家科学院”

第二节 主持西洋火炮的研制与使用

第三节 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与舆图的绘制

一、康熙帝组织全国地理大测量的缘起

二、康熙帝为全国地理大测量提供的保障

三、西方传教士在地理测量及其舆图绘制中的努力

第五章 “知识权威”：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理想的道统之维

第一节 争当科技权威

第二节 御制科技典籍

一、主持大型科技丛书——《律历渊源》的编纂

二、科技典籍的亲撰

第三节 训导科技人才

一、留心人才、亲自指点

二、纠错勘误、公开训导

第六章 “西学中源”：西方科技与康熙帝圣王形象塑造的逻辑完成

一、来华传教士对中学的附会

二、奉教士人的中西会通思想

三、遗民学者对“西学中源”说的初步阐述

第二节 纳西入中——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塑造的必然选择

第三节 康熙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大力倡导

一、“西学中源”说倡导过程中的君臣互动

二、康熙帝对白晋《易经》研究的指导

第七章 余论：对康熙帝科技活动的评价问题

一、康熙帝对汉族科学家的“矛盾”态度

二、康熙帝对西学、西教的“矛盾”态度

第二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对儒家道统的影响：拓展与侵害

一、对儒家道统的拓展

二、对儒家道统的侵害

第三节 康熙帝科技活动对清初科技发展的影响：倡导与限制

一、倡导：科技发展规模的扩大与水平的提升

二、限制：科研独立性与科学家话语权的丧失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