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理论中的“情理观”研究

摘要

本文以明人戏曲理论中的情理观念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收集明代戏曲批评中的“情理观”资料，理清明代戏曲领域“情理观”在各个时期的流变情况，研究其在戏曲创作中的具体体现。本文以金宁芬对明代戏曲的分期为依据，将明代戏曲理论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以时段立章节，分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章“明初至正德时期”，论述明前期戏曲理论中“情理观”的成果。第一节分析了“理”统治下“情”的式微。明初政策苛严，统治者着力于政治权威的树立，故而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亦被确立，元末文学对“情”的关注逐渐被忽略，但于谦之死及日渐腐败的政治又引起士人对“理”的怀疑。这一时期的诗文和小说领域的发展轨迹也体现了“理”的强势。第二节分析了这一时期戏曲领域的“理”字当先的现象。明初严厉的娱乐政策下，作家一面创作伦理题材剧作，如《五伦全备记》;一面又继承元代戏曲成果，创作了一些既动人又合“理”的作品，如朱有燉的胭脂粉黛剧。在戏曲理论中，教化论的提出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地位。而戏曲的颂政主题，则体现了在文学中，戏曲文学对“情”的比较客观的接受态度，为明代情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章“嘉靖、隆庆时期”。第一节讨论了大礼议对“理”的统治地位的动摇，并且使更多的士人接触到了王学，有利于“情”的发展。阳明心学在士人中的逐渐流行，带来了诗文领域“情”的复苏，后七子和唐宋派都是在坚持“理”的前提下，开始了对“情”的发掘。而在小说领域，《三国》、《水浒》的漫长成书过程，体现了“理”的强势地位的逐步减弱。第二节分析了戏曲创作关注点从“理”到“真”、“情”的转移。《宝剑记》刮起的对现实的关注之风，也触发了戏曲创作家由“真”到“情”的视角转移。第三节分析了戏曲理论中的“真情观”。在教化思想为主的戏曲理论中，以徐渭为代表的戏曲理论家开始了对“情”的讨论，主要表现为“本色”论。
　　第三章“万历时期”。第一节讨论了在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领域的新思潮的影响下，文学领域“情”的张扬。公安派、竟陵派都注重“情”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但是由于各自观点的局限，在创作中都出现了一些弊端。小说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显得比较活跃，以《金瓶梅》为例，体现了“情”之张扬的背景下，“理”对“滥情”的戒示作用。第二节分析了这一时期戏曲理论中以“情”夺“理”的趋势，戏曲理论家们为“情”正名、探讨“情”的内涵，还讨论“情”与“理”的关系，标志着明代戏曲理论中的“情理观”的发展成熟。第三节主要分析汤显祖的“至情说”。认为汤显祖倡“情”却不灭“理”。汤显祖清醒认识到戏曲是大千世界的再现，对“情”和“理”都要客观视之，他的剧作是以写“情”为主，“名教”为宾。
　　第四章“明朝末期”。第一节提出在明末实学思潮和文艺革新思潮的双重影响下，文人对“理”、“情”的选择各有侧重。张岱以主体心灵写照为主，却也不乏形象说理、关注现实的佳作;陈子龙标举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同时还提出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在诗文中的作用。冯梦龙对“三言”的命名，也体现了两种思潮对他的影响。第二节以孟称舜为例，分析了在汤显祖和实学思潮双重影响下，明末戏曲“言情”、“言道”并存的创作倾向。在《娇红记》中，孟称舜大力赞扬“情真”，在《贞文记》中，又强调“情”之“正”。第三节总结明末戏曲理论中“情理观”的理论成果。认为明末戏曲理论家将“情”与戏曲艺术结合，分析“情”融入剧作时的作家态度、“情”对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意义等，并概括了包括由情达理、以理节情、情理融合在内的“情理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