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非收入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迅速提升。由1978年的116.06元到2007年的3223.85元，农村居民每年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了近30倍。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日常消费支出正逐渐由生存资料消费型向发展、享受资料消费型转变（范金等，2008）。
　　 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及其向实体经济的迅速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导致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政府出台了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推动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进一步转向由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放在了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作为占据我国人口总量60％的特殊群体，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被赋予了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支撑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使命。我国政府关于家电下乡等一系列农村消费刺激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快速增长，增长速度在2009年首次超过城市。在对外出口总量下降16%的情况下，农村消费的大幅提升，帮助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8.7%的增长速度（陈德铭，2010）．
　　 但是，在看到农村消费增势喜人的同时，农村消费的后续乏力不容忽视。从2009年前三个季度比较来看，农村消费增速快于城市的幅度呈递减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拉动农村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效应本身存在递减情况，另一方面也凸显一些抑制农村消费的深层次影响因素，导致农村消费增长快于城市的现象无法长期持续。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那么，农村居民消费在我国当前经济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拉动作用？除收入以外，其他因素能否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这些因素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农民消费中，所起到的影响作用有怎样的不同？在当前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背景下，要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我们应该采取怎样更加有效的措施？针对以上扩大农村消费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侧重于从非收入因素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受到非收入因素影响的区域差异及各地区农村消费的增长潜力，最后从各区域农民消费的非收入因素影响差异出发，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分区域的消费引导或结构调整建议，以促进各地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拉动经济增长。
　　 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研究内容一：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变动与现状分析
　　 运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现状及发展变化特征进行描述分析，试图从总体上把握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状况。同时，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等都存在很多不同之处，本文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差异进行了简要描述，为后续进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经过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的变化方向基本一致，但不完全相同。各类消费项目支出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表现为波动态势。消费构成变化显著，除了始终排在前两位的食品与居住支出以外，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支出逐渐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项目．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农民消费水平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且各区域间的消费绝对差距有扩大趋势，这种差距更多的体现在文化娱乐等高级消费方面。
　　 研究内容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影响作用分析
　　 消费对经济产出的拉动作用主要通过两方面体现：直接拉动与间接带动。本文在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影响作用时，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在实证分析，中加入农村投资这一中间变量，侧重于从动态变化角度，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够拉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虽然农村消费通过投资发挥的间接带动作用不强，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够直接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且农村居民消费的带动效果比同样作为需求因素的农村投资更为稳定和持久．实证结论证实了农村居民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研究内容三：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非收入因素影响分析
　　 在证明农村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寻找挖掘农村居民消费潜力的突破口．由于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地区消费需求的大小并不是仅由人口数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单独决定的，对消费起促进或抑制作用的非收入条件也可能部分地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地区间消费增长或变异（樊纲等，2004）．因此，本文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拓展了传统的消费函数模型，在验证了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显著正向影响以外，从社会保障、金融环境、人口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考察了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除了银行利率、老人负担比重以及通讯设施覆盖率三项指标以外，反映社会保障因素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和耕地占有量均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影响方向为一正一负。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解除资本市场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预留保障性储蓄的增加，使得农村少儿抚养比重下降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农村电力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研究内容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中非收入因素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验证了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之后，本文又着重分析不同区域非收入因素对农村消费产生影响的差异，以及不同地区农村的消费增长潜力差异。结果表明，首先，在我国当前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中，收入的主体地位仍不可动摇。除收入以外，非收入因素对消费贡献值和贡献率的横向区域差距明显，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市的领先优势突出。在西部大开发等外部政策扶持的背景下，部分西部省份农村居民消费中非收入因素的相对贡献率排名要优于贡献绝对值排名。其次，从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贡献的纵向比较来看，各地区贡献绝对值有普遍提高，区域间的贡献值差距扩大，而非收入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贡献率则有小幅下降。东部省份在贡献值和贡献率的排名中，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再次，在本文主要考察的8项非收入因素中，除了银行利率和通讯设施覆盖率不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别外，其他6项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农村的养老保险覆盖和电力供应状况，具有较强的消费带动能力。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日常消费，由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少儿抚养比重的贡献较大，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耕地面积与老人负担比重的制约。在以非收入因素人均贡献值和人口数量综合衡量的各区域的消费增长潜力方面，非收入因素的单位贡献值较大，使得江苏等东部省份具有更大的消费潜力。而河南则凭借人口数量优势，消费潜力排在全国前列。总体而言，中、西部区域农村的消费潜力相对较弱。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针对研究目标，本文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消费的预期不确定性；二是发展和完善农村消费信贷，降低农村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三是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与劳动力转移效率，增加农民对预期收入的信心；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