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偏见参与下的误读与译者主体性研究

摘要

翻译是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作品,作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之一,包含了作者在创作的历史时刻所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在被读者阅读、理解之后才能得到实现。因此,作品的存在意义就是被阅读。同时,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和意义受到作者创作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并且受到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创作时的心情也会对作品产生影响.然而无论创作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有多少,作品在作者创作完成的瞬间就成为了一种历史,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再次,作品的意义若要实现,就必须被读者所阅读、理解。阐释学即是宣告、口译、阐明和解释的技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化,作品中所反映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作品的意义又具有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同时读者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也在发生变化,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会使其对同一件事物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和理解。也就是阐释学中的“偏见”,在偏见的参与下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部作品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因而形成不同的阐释。对于作品最原始、精确意义的追求一直是读者们所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诸多变化因素的影响,读者对于作品精确意义的追求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本文基于以上理论,探讨了以下内容:译者,作为翻译过程的全程参与者,他的作用之重要更是毋庸置疑的。首先,他是作为读者来参与到对作品的理解和鉴别,在偏见的参与下对作品进行误差性阅读,即文学批判理论中的“误读”,在误读的基础上形成基于自身的对作品的阐释(或解释),而这种阐释只是在某个历史时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在读者特定的精神条件下所形成的即时的理解。随着这些变量的变化,所得出的阐释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每一次得出新的阐释之后,读者对于作者原始意义的理解就会更近一步。到达某种状态之后,读者就会觉得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作品意义的阐释,这个时候,他就会将自己的理解“强加”到作品的意义上去。从而得出对于作品原始意义的“规定性”理解。伽达默尔将这样一个过程称作“视域融合”。他认为文本和读者(或者译者)都具有各自的视域,理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两个视域的融合,从而产生一个新的视域,也就是对文本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同样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以及读者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具有历史性和不稳定性。
　　 之后,基于自身对于作品误读所产生的理解,读者的角色开始向译者发生转变,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将对于原作的理解和阐释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从该意义上说,翻译也就是一种创作。当然,这种创作有别于原作作者的天马行空的,而是要基于原作的结构、意义以及翻译原则和译文接受者等诸多因素。影响的因素越多,就越需要译者做出主观的选择和判断,也就越需要译者具有正确的选择和判断的能力。也就越体现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
　　 乔治.斯坦纳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四个阶段:信任、入侵、吸纳和补偿,每个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作者认为:在每个阶段中,译者都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抉择,需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解决,而正是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突出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