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伦理研究

摘要

“国家伦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体系，既有着悠久的历史，又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如何挖掘国家伦理的价值功能，充分利用其特有的精神力量，为人类社会谋求共同发展尽职尽力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宗旨。
　　 “国家伦理”离不开它所生长的物质环境和文化语境，也离不开概念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古今中外诸多政治家、伦理学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国家学说的伦理发展进路。“民族”、“社会”、“政府”从几个不同侧面为国家概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是在民族基础上形成产生的，自然秉承了民族精神的伦理特质；社会又将共同体的规范要求赋予了国家，并确定了它作为一有机体的伦理实存；政府是国家属性的必然反映，国家通过政府完成它所担负的全部使命。
　　 国家是伦理性的实体，是伦理实体生长发育过程中继家庭、市民社会之后更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伦理的普遍性和伦理精神在家庭中是原初的和自然的，在市民社会中是形式的和现象的，那么，在国家中则达到了现实。“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一切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而自由之成为现实乃是理性的绝对目的”，国家是伦理实体的高级形态。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家既是一个共体，又表现为典型的“整个的个体”，是共体和“整个的个体”的有机结合。
　　 作为一个概念，“国家伦理”是指国家作为一种自在自为的伦理实体在实现其自身价值最大化过程中所追求的善的理想状态及为行使其对内、对外职责，完成其历史使命所付出的伦理努力。这既是对国家学说的伦理研究，又是对伦理学说的补充和完善。
　　 国家伦理是自在自为国家意志的集中反映。国家的根据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力量，作为一个活的伦理实体，国家的意志不仅表现为一系列内部或外部的组织机制，这是自在的客观实存，而且还体现为国家生长的理念，即自为的精神，它是自在实存和自为精神的统一，是普遍意志与特殊意志的统一。国家伦理是意志自律和意志他律的辩证统一。自律的国家意志一方面表现为有权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建立它所赖以成长的机制，有能力体现其特色与风采，有选择自己国家体制等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在运行各方面机制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他律的国家意志则体现了公共规范和伦理标准的外部强制作用，说明了国家这一伦理实体根据规范控制自身欲望从而规诫其行为的必要性。其实现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步骤：一是国家意识到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外加的对自己有约束力的公共规范和伦理标准，二是国家意识到不服从这股力量就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国家的意志自律和意志他律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意志自由的辩证统一。自律是在道德实践主体对伦理原则接受的基础上，以作为伦理原则的他律为前提，他律必须经过内在的意志自律的升华，才能成为普遍规律。
　　 在以意志为国家伦理逻辑起点的基础上，爱、正义、责任和善治构成了国家伦理相互联系、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其中，爱是基础，是国家伦理得以产生的原点。爱不仅是修身、齐家的缘起，也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在。它作为一种德性，遵从着伦理的基本原则，既有“对于法则的一切质料（亦即欲求的客体）的独立性，同时还在于通过一个准则必定具有的单纯的普遍的立法形式来决定意愿”。国家伦理爱的精神要素包括自爱和他爱。自爱表现为国家这一伦理实体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和对自身组织机体的完善。全球化时代的“兼相爱”吁求不同的伦理实体彼此关爱、相互认同，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正义是国家伦理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最为完全的德性”。它支撑着国家内部各机体之间正常有序的运行，同时奠定了从国家伦理向世界伦理跨越的基础，是国家伦理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特征。国家正义是国家这一伦理实体对内、对外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分配或安排，以及与此种分配或安排相适宜的道义品质，是确保整个国家秩序良好和稳定的根本所在。它除了体现在国家机体的内部诸因素之间，还表现为国家所存在于的世界伦理之中，是人类普世伦理获得其正当合理性证明的一种规范性基础。因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所以，责任是国家伦理发展的动力，“对自己的完全责任”和“对他人的完全责任”共同推动着国家伦理向前发展。国家伦理“对自己的完全责任”指国家这一责任主体的最高原则是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生命，发展和提高自己的生命，使它具有最大的道德价值。它表现为尊重和服从国家自身发展的规律，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勇于担当责任。国家伦理“对他人的完全责任”要求每一个行为必须是出于责任的行为，只有这样，国家意志才能完全摆脱所受外部的一切影响，尊重并按照客观实践的规律发展，在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完全责任中完成国家伦理全新的道德转变。如果说治理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永恒话题，善治则是国家伦理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它是国家这种特殊的伦理实体在追求至善的过程中协调内外各因素平衡发展实现彼此间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指标，也是国家伦理走向世界伦理从而实现世界和谐同一的基础。
　　 在意志和精神的双重力量支持下，国家伦理表现为内、外两种形态。其内部形态表现为以民族精神为内核、以组织制度为伦理机体、以“软实力”为表现形式这三大要素。民族精神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支柱，它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根源于所依存的伦理世界：一个民族对其自身力量与安全所持的深信不疑的确定性，即民族自觉的意识。作为国家伦理内核的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是国家伦理价值功能的彰显，在其生长过程中不仅成为各个组织形态的灵魂和支柱，而且是世界精神的发源地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家伦理机体的组织制度是合乎理性的社会规范，本身也是民族凝聚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之源。制度反映的是国家这一伦理实体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管理运行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加以整合与完善，成为社会民众自觉维护自觉遵守的心中愿景，而不是专制时代依赖强权依赖武力实施高压下的一种被迫顺从和麻木顺应。建立在民族精神和组织制度之上的软实力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直接反映，也是一种特殊的道德感召力。国家伦理的外部形态则以走出“囚徒困境”为理论支点，在寻求共同善的价值目标指引下，在局部和全局进行着有益的尝试，如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性伦理实体和以联合国为象征的世界性伦理都是对走出“囚徒困境”理论的注解。走出“囚徒困境”的理想模式就是国际合作，“一旦存在着对某种道德共同体的共同认同和忠诚，并且共同体内部能够意识到潜在的共同利益，那么对游戏者而言，就可能真正存在审慎的原因共同促使他们走向合作”。国家伦理的共体向善本性决定了不同国家为追求共同利益而实现合作的必然。
　　 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给国家伦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面对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难题，世界各国只有充分挖掘其伦理实体的价值功能，唤醒其伦理自觉，激发其自上而下的伦理理念，采取从内到外的伦理态度及协调一致的伦理行为，才能实现天下的大同，使国家伦理最终走向世界伦理。面对频繁出现的重大自然灾害，采取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措施，提升人类的伦理自觉尤为关键。既然制度能够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它作为一种鼓励相互信任的、可预见的行为模式，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之前或之后，都能发挥出增加信任、稳定秩序的功能，是社会信任的物化表征。制度保障的伦理努力一方面保证了国家伦理正常运行的组织机体，另一方面它还是全体民众为之信仰、为之依赖的对象。对生命的敬畏是道德人权的重要内容。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国家的伦理作为除了表现为基于责任而建立的各种各样预警机制和基于对生命关爱的各种救援，还应表现为构建一整套合理可行的治理模式，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以获得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利益。经济发展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生态危机呼唤着国家伦理的觉醒。善待自然是国家伦理应尽的义务，构建国际生态伦理是国家伦理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是国家伦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只有国与国之间平等合作，实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才能真正达到国家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军事科技的发展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改变传统战争形态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既需要世界各国良知的觉醒、责任的担当以及谋求世界共生的理念，避免使国家这个“伦理的实体”因某些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不道德的个体”，更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在对战争的反思与觉悟中彰显国家作为伦理实体所应具备的爱、责任、正义和善治的精神本质，以追求人类的和平与安宁。
　　 国家伦理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向前，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它不尽完善，更谈不上完美，需要进行内涵和外延的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德性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也是国家伦理的最终目标，它可在求真、求善、求美的三个价值维度中实现自身德性的发展和超越。求真体现为自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追求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求善是追求一种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理念，求美则是追求和谐，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共生与融合。尽管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伦理仍然无法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渴望呼唤着更高层次伦理实体的诞生，伦理文化的交融成了链接国家伦理向世界伦理迈进的纽带和桥梁。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政权模式的复杂性、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生态物种的丰富多彩、价值理念的异质趋同等等都对构建未来世界伦理提出了诸多的设想，也给世界伦理的实现提出了新的较为漫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