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赐祥瑞”到“道降真符”——唐玄宗朝祥瑞演变的政治文化内涵

摘要

唐玄宗重视祥瑞，其当政时期的祥瑞盛况不仅冠绝唐代，还呈现阶段性特点。以开元二十九年(741)田同秀的献瑞事件为分水岭，前后不同时期的祥瑞类型及其政治内涵都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玄宗朝祥瑞的历时性特点，还原祥瑞之演变过程，并挖掘祥瑞演变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玄宗朝祥瑞类型的历时审视”，分为三个部分。开篇首先交代本文所参考的主要基础文献，即玄宗朝以后的传世文献。种种迹象表明，史馆的祥瑞记载受到玄宗主观意志的干预，而这些档案资料又被部分保存于玄宗朝以后的史书中，成为今人的研究依据，因而其中祥瑞记载并不一定能够客观反映玄宗本朝祥瑞奏报的实际情况。但从另一角度看，在玄宗朝诸多祥瑞之中，得以入史者必有与君主政治意图遇合之处。君主又恰是政治文化的主导者，因此玄宗朝祥瑞的变化，也反映着当时政治文化内涵的变化。在此基础之上审视玄宗朝不同时期的祥瑞类型，我们发现，现有史料中开元初年的祥瑞，以庆云、白狼、木连理、嘉禾一类的传统儒家祥瑞为主。这一时期，玄宗初登帝位，励精图治，国祚初定，因而“封太山，祠脽上，谒五陵”，儒家传统祥瑞传达了“天命正统”、“太平瑞应”、“天子孝德”的天命祥瑞观念。而开元末及天宝年间，史载道教符瑞骤增，以老子显灵、老子赐符之瑞最为瞩目，玄宗以“圣祖垂佑”、“道降真符”为名大力推行崇老奉道之政策。显然，玄宗朝的祥瑞不论是类型还是内涵都发生了转变，道教祥瑞比传统儒家祥瑞更受玄宗青睐。
　　第二章“中央与地方围绕特定道教祥瑞展开互动”，实际是对玄宗时期祥瑞类型演变的实现形式和实现过程进行探析，分为三个环节。首先，中央对祥瑞的“自上而下”的引导，通过敕旨以闻、刻碑以记、迎宝仪式、更改地名、设立道馆、拔擢上奏人等方式，对特定祥瑞，尤其是道教祥瑞，进行选择与宣示，从而形成符合君主政治需求的典型祥瑞;其次，地方出于“上之所好，下必从之”的政治迎合心态，对特定祥瑞进行反馈。祥瑞自下而上的过程，需要通过不同行政级别，经历逐级上奏、层层勘验的流程，在举国争献的大潮之中，又只有少数祥瑞能深得圣心、载诸史册。因而想要使得祥瑞上达天听，奏报者必须充分利用地方道教资源，巧妙迎合朝廷的祥瑞需求。最后，朝廷之所以要引导地方与中央围绕祥瑞展开互动，是因为独木不成林，祥瑞只有形成云集效应，才具备昭彰天命、宣示正统的说服力。
　　第三章“玄宗朝祥瑞的政治内涵”，分为三个层次。祥瑞只有经过特定阐释才能被赋予政治意义。儒家天人观念由来已久，发展至玄宗朝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祥瑞阐释仍以此为理论依据。但玄宗通过宫廷政变上位，既须重振天命，又要肃清武韦余波，则必须寻求更为稳固的政权合法性依据。唐代皇帝自命为老子后人，老子的价值不仅仅是皇室圣祖的身份，其“道高于天”的理念也被玄宗君臣所吸纳。玄宗君臣针对道教符瑞的政治阐释也因此超越了传统儒学的解读范式，道教祥瑞的相关敕文与贺表一方面将先祖的神性与政权的取得联系起来，将祥瑞的获得归因于唐王室“圣祖”老子之护佑，宣称李唐政权的建立出于道教天神玄元皇帝护佑;另一方面，玄宗君臣在强调传统“天命”观的同时，援引“道”的奥义，把道提升甚至超越天的高度，使之同样具备针对君主政治得失进行反馈的人格化功能，若君主能够做到与道同功，道就会降下灵符和祥瑞，以示嘉奖。通过此番阐释，玄宗在“天命”之外创设了皇权的另一种来源，“道降真符”与“天命所归”共同构成诠释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

目录

声明

摘要

绪论

一、选题缘起

二、学术史回顾

三、研究思路

第一章 玄宗时期祥瑞类型的历时审视

一、审视依据：玄宗朝以后的传世文献

二、天赐祥瑞：开元年间的主要祥瑞类型

三、道降真符：开元末及天宝年间的主要祥瑞类型

第二章 中央与地方围绕特定道教祥瑞展开互动

一、自上而下：朝廷宣示与引导

二、自下而上：地方响应与反馈

第三节 道教祥瑞的云集效应

第三章 玄宗朝祥瑞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儒家天命观念

二、道教符应观念

三、从“天赐祥瑞”到“道降真符”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