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8世纪的中意文化交流及其历史启示

摘要

16世纪末，随着意大利耶稣会士的东来，中意两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也正是这些意大利耶稣会士，创造了中意“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传播基督的福音是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初衷，但是，与来华的葡萄牙及西班牙传教士不同的是，深受文艺复兴影响、具有人文主义气息的意大利传教士，开辟了学术传教的适应性传教方式。因而，在把基督教传进来的同时，他们也把意大利的近代科学文化如天文、地理、数学、水利、音乐、美术等传入了中国。异质文化的输入，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丰富了国人的知识，特别是舆地、天文、数学知识的输入，使明清之际的中国得到了一次“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为了赢得罗马教廷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耶稣会士在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到了意大利。中国古代典籍、制度、史地等文化不断地被介绍到意大利，使中国成为17世纪意大利效仿的对象。同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中国的器物也被大量地运往西方。精美的器物加上“完美的道德哲学”，激起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异质文化的接触，必然会产生碰撞。意学输入中国之后，面对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学，中国士大夫依据他们各自的文化修养、人生体验和价值取向，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各抒己见、各异其态，形成了赞成和反对两大派别。前者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西学尤其是西方科技表现出巨大的兴趣，积极地引进和吸纳西学，并力求把西学融入到中学之中。同时，西学的输入也引起了明清士人的排拒和反对。明清之际带有官方性质的对基督教的政治打击，以万历末年的“南京教案”和康熙初年的“历狱”为突出表现，民间或士大夫的反教浪潮以《破邪集》的出现为代表。《破邪集》的出现更具有某种普遍性，更能反映出中西两种文化的隔阂，更能说明两种文化的冲突。对中学而言，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报以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地向意大利传播中国文化。利玛窦、卫匡国等传教士开创了意大利汉学的先河。特别是，由马国贤组织创建的中国学院，为中国文化在意大利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意文化的冲突在长达百年之久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也正是“礼仪之争”事件，导致了明清之际中意文化交流的中断。回顾这一阶段的中意文化交流，我们仍能从中受益：一，物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二、文化中心主义是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三、宗教传播中的本土化问题值得重视。 本文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前人的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中意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包括意大利文化的输入和中国文化的意传；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中意两种文化相遇之后，文化本土对异质文化的反应；第四部分分析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一、绪论

二、16～18世纪中意文化交流的基本状况

三、中意文化的首次碰撞

四、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