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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学风之变与诗经学走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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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1章 魏晋思想转型与经学流变

1.1 汉末士人迁移与四大经学中心的形成

1.2 三国政风与经学家境况

1.3 两晋多变政局与多元学术思潮

1.4 汉魏晋学术变化的根由与影响

第2章 魏晋诗经学兼综各家及传播方式之变

2.1 汉魏学风变化在诗经学领域的体现

2.2 三国时期《诗经》学者与著述考

2.3 两晋时期《诗经》学者与著述考

2.4 魏晋《诗经》传播方式之变

第3章 继承与反拨——王肃诗经学

3.1 发扬《毛诗》郑笺的政教传统

3.2 倾向个人情感的审美阐释

第4章 驳难方法——魏晋诗经学新维度

4.1 王基对王肃的四方面驳难

4.2 王基驳难王肃的原因及影响

4.3 孙毓的评说与陈统的驳难

第5章 名物训诂——魏晋诗经学新主题

5.1 汉代《诗》作中的名物注疏

5.2 魏晋名物注疏兴起的学术基础

5.3 陆《疏》名物释义之内容

5.4 陆《疏》名物释义之特色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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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与风气发生重大转折、多元展开并进行整合与集成的时期。政治、经学、文学等方面的思想与风气变化,在诗经学领域有集中体现。魏晋诗经学既继承了先秦两汉诗经学的传统思想观念,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方式与方法。本文以魏晋学风之变为视角,结合政治时局、文化背景及学术自身传统,研究这一时期诗经学在思想观念、主题内容、研究方法或模式等方面的新走向。
  在思想方面,随着汉末政权的衰弱、瓦解,及士大夫阶层政治话语权被宦官阶层排挤,儒家大一统思想格局逐渐被打破。曹操尚刑名,诸葛亮重法制,矫正了儒家思想过度推崇仁德造成的弊端。曹氏父子重文修儒,使儒学士大夫与文学之士对立的局面逐渐缓和,甚至融合在一起。在魏晋90位诗经学者中,不少兼有文章作者的身份,而有些以文学著名的人士亦有经学著述。晋代儒释道并存于思想界,其影响是玄学家有诗经学著作,在清谈中引用《诗经》;而诗经学也渗入玄学之义。在汉魏晋学风由经学向玄学的转变过程中,64部《诗》学著作或对《诗经》有所评述的学术著述,不仅有政教阐释的角度,也不乏审美鉴赏的角度。一些文学家在其诗赋作品中征引《诗经》时,有利用《诗经》宣扬儒家政教的一面,也有追求诗赋丽雅的一面。经学家和文学家对《诗经》的政教性和审美性都有充分的发扬。文论家已开始从理论上总结文学的审美特性,诗经学和玄学也在经典的阐释中将圣人情感常人化,强调个体。
  汉末形成了四大经学中心。郑玄《毛诗笺》非凡的影响力,荆州官学的“以简驭繁”、注重理性的新学风,都影响了魏晋《诗经》学的发展走向。王肃对郑玄的驳难,有继承《毛诗》政教的一面,也有偏离政教重人情的一面。王基对王肃的驳难,有维护郑玄的因素在里面,也有自己的理解。晋代留存下来的诗经学资料,主要是孙毓和陈统的著述,二人仍然延续郑王之争。在诗经学领域这种驳难方式几乎贯穿整个魏晋时期,与玄学清谈、佛教辩经中的驳难方式相互呼应,共同标志着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学术方法的进步。
  孙吴时期,出现第一部专门为《诗经》名物作训诂的著作——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这部著作对《诗经》中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记录,其中少数解释涉及到对诗义的理解。陆《疏》开启了专门对《诗经》名物进行训诂考论的先河,标志着魏晋诗经学由传统的学术训诂传疏走向实地和实物考证,也体现了魏晋时期学术将视野投向自然与社会、讲究实证、以博涉为贵的新风气。
  综上所述,魏晋学风的变化由政治时局的巨变引发,受学术传统影响而又突破了传统。魏晋诗经学出现了重视审美、重视文学、重视多方面文化思想内容和多方面知识、重视实证的新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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