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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

不规范的女人,规范的位置:从性别研究角度分析勃朗宁夫人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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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英文文摘

Acknowledgem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One George Sand: a Wrong Definition of Female Identity

Chapter Two Aurora Leigh: a Woman Crippled Herself by Internalizing Patriarchy

Chapter Three Female: the Redundant people

Chapter Four E.B. Browning in Dilemma

4.1 Family Life

4.2 Literary Tradition

4.3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4.4 Social Ethics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Notes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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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勃朗宁夫人(1806-1861)是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女诗人之一。她的《葡萄牙十四行诗》从当时到现在仍为世界各地的恋人们所吟唱。勃朗宁夫人最早为中国人民熟悉并热爱正是她与勃朗宁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以及她的与之相关的《葡萄牙十四行诗》,因此,国内学者对她的研究也多在于对她的《葡萄牙十四行诗》的译介和评论上,而忽略了她的其它作品。  今天,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性别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勃朗宁夫人诗中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探索研究的时机日渐成熟。勃朗宁夫人对当时19世纪蓬勃发展的女性问题的态度如何?她在诗中又是怎样表现女性的本质的呢?女性在生活中的作用究竟如何?该论文将用三个章节来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章首先谈的是论文题目的来源。争取女性权利是维多利亚时代蓬勃发展的问题之一。在当时,许多女性作家都以写作来探讨她们对女权运动的看法,然而,即使是被现在女权主义者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作家,在小说或诗歌的女性形象塑造上都遵循着男权社会历来的术语:女性是被动的,是他者。然后借助勃朗宁夫人的两首“致乔治.桑”中的乔治.桑为例,阐释了她对女性身份的一种错误的认定。对女性身份的探求是历来女权主义理论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英国19世纪社会问题之一。身份被理解为在一个给定的制度下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以及由此分离出来的差异性。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熔合点和分离点是相关的,因为它追求的是女性的平等权和需求权。几个世纪以来,妇女都被视为是情感型而非理智型,因此服从男性的指引和领导。19世纪,许多女性作家已经意识到这种不平等,试图通过写作呼吁人们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深信男女之间的不同是由于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同时她们也认为女性只有通过男性才能获得平等,也就是说,男人是一切,女人应该像他们那样去思考,去行动,这样方能获取成功。这种观点在勃朗宁夫人这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乔治.桑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她穿男装,抽烟斗,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男权社会。勃朗宁夫人深受乔治.桑的影响,在1844年写的这两首诗中,她竭力褒扬乔治.桑是一个有着一颗“妇女心”而行为却像“男性”那样写作的新型女性,勃朗宁夫人在诗中大声称赞的无非是一个像男人那样的女人。女人已不是她自己,而是一个非我非人的“怪人”了。这两首诗的主题也就是女性身份的认证是女人通过达到像男性那样的特征而实现的:像男人一样理智、一样独立、一样自主,而不是她本人。本论文的第二章是通过勃朗宁夫人的长诗《奥罗拉.李》中的女主人公奥罗拉.李论证了女性自身被男权社会内化而使自己依附于男人的观点。主要借助于性别理论中女性被传统习俗定位为第二性的观点,指出女性身受社会属性的制约,女性的解放是很难实现的。尽管勃朗宁夫人在创作该诗时,最先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她想借奥罗拉.李对当时男性霸权社会进行抨击,因此,在诗的前三章中塑造了一个自强不息的鲜活的女性形象。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奥罗拉.李变得烦躁不安了,对女性的奋斗疑惑了。因为女人不能没有男性的爱和关切,否则即使她取得了成功,她仍旧会孤独而死。在诗的末尾,女主人公顺从了当时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她如愿以偿,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这是一个典型的作者对男权社会的认同,被其内化的结局。本论文的第三章是从勃朗宁夫人的两首诗“我的心和我”和“小巷里的伯莎”着手,阐释了勃朗宁夫人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多是“社会上多余的人”。女性的“多余”是由于她们没有照顾好家庭,做出的自我牺牲还远没有达到社会的规范而形成的。作者探讨了女性历来被塑造为是“自我牺牲”的典范,是社会传统法则的依附者的原因。第四章着重从勃朗宁夫人的家庭生活、19世纪英国文学的传统、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伦理道德四个部分分析勃朗宁夫人没有能够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的原因以及当时妇女对此境地的抗争。第一部分援引勃朗宁夫人的一些信件日记等来证明她的家庭生活曾经深深地影响她创作的女性形象;第二部分追溯了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男性至上的创作传统,男性创造的女性形象历来表达了男性对女性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男性作品同时表明了女性的美德是男性至上作祟的产物。勃朗宁夫人继承了西方文学创作传统,所以她刻画的女性形象在父权制社会里只能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第三部分论述了勃朗宁夫人创作时所处的历史时代。一方面,作为女性的代言人,她犀利地揭露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工业社会对妇女的双重压迫;另一方面,作为时代的代言人,她刻意迎合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仍然把妇女置于传统的角色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弱女”形象是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和受害者;第四部分阐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要求女性承担相夫教子的传统角色,严格抑制爱与性的需求,不从事任何专业工作。基于以上分析,探讨了勃朗宁夫人对待当时“妇女问题”的态度;揭示了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职业妇女要想摆脱男权社会的强势影响,摆在她们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历尽艰辛,最终重返循规蹈矩的“天使”形象;要么陷于世俗与理想的冲突之中无法自拔,最终走向毁灭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超越。  第五章,结论。一方面,她不屑于当时的社会习俗,力争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摆脱它们,直至最终屈服。勃朗宁夫人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始终是处于矛盾之中,正如她本人一样,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当时的社会规范,反对又顺从当时的主流思想。这正是历代以来女性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她们的归宿不是天堂就是坟墓”。伍尔夫曾呼吁要女作家们杀死“家庭天使”,这谈何容易?社会性别的差异始终存在,性别歧视由来已久。女性要摆脱枷锁,逃出樊笼,任重而道远。  总之,瑕不掩瑜,正是勃朗宁夫人的败笔之处使我们了解了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的需求以及对作家产生深刻影响的诸多因素。至于把妇女从枷锁中解脱出来,以及被解脱妇女的命运又如何,始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让世人用更加宽容,用女性的视角审视事物;同时妇女也应该更开阔地看世界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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