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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社会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和绩效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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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0.1问题的提出

0.2理论背景与研究介绍

0.3有关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观点评述

0.3.1有关工业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失灵的观点

0.3.2有关工业发展的规制理论

0.3.3有关工业发展的新制度学派和理性选择理论

0.3.4嵌入,制度厚度,以及工业发展的观点

0.4研究目的

0.5论文结构

注释

1.文献回顾

1.1企业家精神的社会维度

1.2网络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作用

1.3网络的结构要素及制度厚度

1.4网络的代理特征

1.5信任在网络、企业家精神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6网络、企业家和社会资本

1.7作为嵌入制度的商业网络:一个制度框架

注释

2.研究方法

2.1调研工作的准备阶段

2.2行业及企业样本的选择

2.3深度访谈过程

2.4假设,数据处理及编码

2.5变量赋值

2.6假设检验

2.7对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的补充说明

注释

3珠江三角洲的环境及研究样本

3.1珠江三角洲经济、文化、地理环境

3.2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研究回顾

3.3珠江三角洲制造业现状及问题

3.4赋值结果以及样本的社会分类简介

3.4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3.4.1产业和企业结构

3.4.2被访者个人信息

3.4.3社会因素

3.4.4企业规模和存在时间

3.4.5创业资金来源

3.5描述性特征和社会类型

3.5.1少数主义

3.5.2中间主义

3.5.3多数主义

3.6小结

注释

4.珠江三角洲商业关系的结构与逻辑

4.1珠江三角洲商业关系的社会结构

4.2珠江三角洲商业关系的多重逻辑和主要商业关系

4.2.1多重逻辑和珠江三角洲的主要商业关系

4.2.2信用关系

4.2.3声誉关系

4.2.4信息关系

4.3多重逻辑和企业间关系:对假设H1的讨论

4.4将关系逻辑与社会分类相联系

4.5小结

注释

5.网络结构及信任机制对珠江三角洲民营制造业企业绩效和创新的影响

5.1网络结构因素对企业创新和绩效的影响——假设H2-H5

5.1.1网络密度值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5.1.2对假设H2和假设H3的讨论

5.1.3外部联系值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5.1.4对假设H4和假设H5的讨论

5.2信任机制对企业创新和绩效的影响 ——假设H6-H7

5.2.1微观信任、绩效和创新 ——对假设H6.1和假设H7.1的检验

5.2.2中观信任、绩效和创新——对假设H6.2和假设H7.2的检验

5.2.3宏观信任、绩效以及创新——对假设H6.3和假设H7.3的检验

5.3对假设检验结果的小结

注释

6.对结果的解释

6.1珠江三角洲的商业网络和制度框架:将企业和经济活动置于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

6.2结构和代理因素对创新的网络和社会能力的贡献

6.2.1创新型商业关系中的结构要素

6.2.2创新型商业关系中的代理要素

6.3内向型和外向型:社会分类的启示

6.4信任对创新的重要性

6.5通过社会关系研究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局限性

6.6小结

注释

7.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7.1用嵌入框架探讨工业化过程的适用性

7.2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意义

7.3对珠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工业化的启示

7.4未来研究方向

7.5结束语

注释

参考文献

附记

附件1:“企业家社会关系与企业创新和绩效”深访问卷

附件2:数据编码详情以及编码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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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考察了中国广东珠江三角洲制造业企业的商业网络,及其对创新和产业发展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企业家、企业主或经理人有关信任以及个人在制造活动中利用商业关系的方式的深度访谈,考察珠江三角洲制造商的网络关系及其社会取向。在数据分析阶段,根据被访者的社会取向,制造商被分成三个群体——少数主义、中间主义和多数主义,并且计算社会变量与创新以及绩效水平之间的相关性。 论文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结果。第一,当网络的结构稠密同时空间延展性好,并且参与网络的企业家(代理人)不但愿意在本地社区中建立紧密的联系,而且将社会关系扩展或延伸到其他社区或地区,网络促进创新的功能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第二,个人的社会取向和信任能力是对其所在企业的创新,特别是独立创新产生直接贡献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学者们可以通过将企业的经济活动嵌入到经营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以此更好地理解创新和产业发展过程。 论文通过在一个制度的框架中解构网络形成、维系和调整背后的机制,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提高我们对驱动企业家在社会关系中相互作用的过程的认识。这个制度的框架揭示了企业间关系背后存在竞争和重叠的逻辑关系和原因。这种研究方法不但说明了反映社会资本现状的行为方式,而且描述了导致其形成的过程,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 着眼于中国本土制造商的成功以及本地化生产能力的提高,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培育更宽泛意义上的信任。此外,还需进一步加强法律体系(特别是执法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的改革,并且鼓励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对话与沟通。一旦信任的层次以及社会的可靠性得到了提高,将鼓励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行为(如创新)。这种创新动机和创新精神可能将中国的工业发展过程嵌入到更健康和内生化的制度环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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