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人看洋教士：西方来桂传教士的形象学解读

摘要

在广西文化历史上，西方传教士的进入是一重大事件。从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西林教案”，可见西方传教士不仅在广西且在全国之恶劣影响。梵蒂冈于2000年10月1日的“封圣”事件，以及中国从官方到民间表达“极大的愤慨和强烈抗议”，说明西方来桂传教士的问题，在国内至今依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国内有关西方来桂传教士的研究至今还集中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停留在事实收集、资料汇编、历史回溯的层面，普遍带有“反洋教”的讨伐性。国外相关研究则多由基督教学者所为，执着个人宗教立场，具有鲜明神学色彩。 本文旨在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开放性促成西方来桂传教士研究之开放。不讨论广西的近代西方传教士是“圣人”还是罪人，其活动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有何关系等历史、政治问题，而是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借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对广西人眼里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形象作出一番新的观照。重点探索西方来桂传教士的形象特征、形成过程和规律，揭示这一被描述的形象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深层文化因素或“社会集体想象物”，并指出西方传教士这一异国他者形象如何在广西地区传播、强化，又如何延续不断地影响着广西人的集体记忆。 本论文致力在研究方法上和具体形象研究上，都有一己特色，都有所突破。笔者深切希望，本论文能把西方来桂传教士这一“难题”（甚至是“定论”）引入到一个较广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较大的思考空间，催生出较新的学术问题，不仅对认识西方来桂传教士形象，而且对认识整个西方来华传教士形象，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笔者相信，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这篇关于西方来桂传教士形象研究的论文，将有益于中国与西方、广西与外国人、广西本土宗教文化与基督教之间的良性交流、互识互动。 本论文的开展思路与行进步骤如下： 绪论“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之开放性促成西方来桂传教士研究之开放”，从五个方面讨论了本论文用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来研究广西人眼里的西方传教士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章“西方传教士入华三个历史阶段及其形象演变”，依据历史文献、考古文物、个人传记、学者研究著作等不同类型的文本资料，简要考察分析西方传教士的在华形象，目的是为本论文开展研究近代广西人眼里的西方传教士形象提供一个知识背景。 第二章“来桂西方传教士的‘他者形象’”，归纳概括出西方来桂传教士作为“他者”、“异类”、“敌人”的形象的几种典型的说法或描述，包括“红毛番”或“番鬼”、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帝国主义的爪牙和特务、官府和封建势力的勾结者和帮凶。 第三章“广西社会对西方传教士的集体阐释及套语化表述”，对广西官方报道、民间传说、学者著述三类文本资料进行词语分析和套语研究，并指出这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模式，如何继续影响、左右着广西官方与民众关于西方来桂传教士的“看法”与“说法”，为今天各个领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西方传教士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 第四章“来桂西方传教士的‘自塑形象’”，进行换位观察，看看广西近代来桂西方传教士的自己定位与塑像——即所谓的“灵魂救赎者”、“爱心救助者”、“文明使者”，还要看看他们在广西干了些什么，是不是都是妖魔鬼样的，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爪牙和特务、官府和封建势力的勾结者和帮凶。 第五章“‘他者形象’与‘自塑形象’差异探源”。以上几章说明，来桂西方传教士的“他者形象”与“自塑形象”存在巨大差异，原因何在？该章将从中西军事政治较量加剧中西民族矛盾、中西社会发展落差而致中西沟通困难、中西文化宗教差异形成文化误读三个方面予以解释。最后，探索西方来桂传教士形象的形成过程和规律，揭示这一被表述的形象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深层文化因素或“社会集体想象物”。 结语“文化后遗症与医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部分提出，作为一种文化后遗症而延续至今的来桂西方传教士的“他者”、“异类”形象，固然有其一定程度的历史合理性乃至真实性，但在当今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时代，医治这种文化后遗症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注意到西方传教士形象的积极方面，看到传教士所带来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沟通交流的建设性意义，挖掘基督教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只有具备这样的视野和态度，才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沟通、交流中互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