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帝国的立法创制——陆贾《新语》的法理学解读

摘要

一百年前,无论是学问家王国维还是政治家李鸿章,都共同感叹时局是“殷周以降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至今日,为学人所关注的这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还尚未完成。如果说学术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的关注,那么研究现实则必须追述历史,凭借历史的坐标来参照当下,寻找方向感。当我们要审视当下的现代转型时,我们就必须对自身的传统有一个认识。
　　置身于现代社会的我们,生活方式、语言和信仰都与传统隔膜,我们对于传统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和怎样进行认识。张舜徽先生曾提出“以先秦人还先秦人”、“以秦汉人还秦汉人”,回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正是这样,笔者选择了《新语》作为研究的对象,力图探求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原有的逻辑。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依照“面对事实本身”的原则,以文本为中心,对《新语》一书进行解读,探求其“内在逻辑”。同时,通过结合思想史发掘《新语》一书在思想学术传承中的地位,结合制度史揭示出陆贾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要选择陆贾的《新语》?
　　首先,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周秦之变为两千年最大之变局,由封建而至郡县为中国古代制度之最大变迁。“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王船山《读通鉴论》首篇论始皇帝,可谓独具匠心。在兼并六国后,始皇帝立即开展了一系列立法创制:一天下,齐制度,车同轨,书同文,废封建,立郡县。从此,中国从西周的封建制度转变为大一统的帝国制度。秦虽二世而亡,而后汉承秦制、但有因革,汉代君主通过继承完善秦制,最终奠定了垂两千年弗能改的大一统帝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格局,影响深远。谭嗣同说“两千年中国之政,秦政也”,言虽激愤,却也凿凿。
　　其次,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是子学时代之终结,经学时代之开端。各个思想流派都通过对先秦学术进行整合,力图在政治上成为官方学说。在这一段时期,诸子争胜尤为激烈。韩非子、李斯使得法家思想成为秦代正统学术,《淮南子》、《吕氏春秋》则作为道家的代表,力图在政治上实现抱负,而陆贾“绍孟荀而启贾董”,代表儒家率先说服刘邦,使其意识到“马上不能治天下”、“逆取顺守、攻守异术”的道理,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先声,最终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的正统学说,此所谓“两千年之学术,荀学也”。
　　再次,《新语》并非一般“藏之名山,期以后人”的著作,它一开始就是面呈君王的策论,带有明确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汉书》作者班固即肯定了这一点。思想家通过对“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今成败之国”的反思,由陆贾《新语》肇其端,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承其绪,最终成于《白虎通义》。这些著作上承古人验于当时,一方面为新生帝国合法性、各种政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对帝国的立法创制进行指导,对汉代及后世立法创制有重大影响。
　　全文立足于对文本的分析,揭示《新语》一书的“内在理路”,考察陆贾对立法创制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汉代法度创设的影响,共五章:
　　第一章主要考察了由于大一统帝国时代的来临所带来的立法创制问题的凸显,以及陆贾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第二章主要就《道基》篇对帝国的立法创制的价值源泉的追溯进行阐述。通过对天道的追溯,对历史王道的追忆,对圣人“定五经,明六艺”旨意的确认,陆贾为当时的立法创制找到了价值根基:天地之道、历史王道、圣人之道。第三章着重揭示出《新语》针对立法创制的原则性与灵活性问题进行的讨论。《思务》篇承续了先秦诸子关于“经”、“权”的探讨,开两汉“守经达变”之先河,从而解决了法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第四章旨在揭示陆贾讨论的君道问题。《无为》、《慎微》、《本行》、《辅政》、《资质》、《辨惑》诸篇揭示了君王之道。第五章主要考察《新语》一书对汉代的法度创设的影响,以及其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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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大一统帝国时代的来临与立法创制问题的思考

（一）大一统帝国时代的来临与立法创制问题的凸显

（二）汉承秦起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二、大一统帝国时代立法创制的依据

（一）取象于天、道法自然

（二）托古立象、历史王道

（三）圣人定五经，明六艺，为万世立法

三、大一统帝国时代的立法创制原则

（一）“执一”与“统理”

（二）因世而权行

（三）持经行权

四、大一统帝国时代的立法者

（一）君道无为

（二）君道慎微、修身为本

（三）圣人王世、贤者建功

五、汉代立法创制实践与《新语》之契合

（一）《新语》一书对于立法者的规训

（二）儒家经义作为汉代的根本大法

（三）儒家经义在官吏选任的体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