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研究

摘要

近年来，随着法律伦理学的发展，律师的职业道德伦理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真实义务作为律师的主要义务之一，源自于辩护律师“独立司法机关”的角色定位，即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负有协助司法发现真实、维护司法程序公正进行的义务。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被称为律师工作的两个中心点，辩护律师既要忠于事实，又不能背叛委托人，因而产生了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的矛盾。目前我国对辩护律师真实义务设置过高，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内涵模糊，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的冲突选择不明确，本文通过运用分析、比较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论证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相关内容，以期解决立法上与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实现有效辩护、实质辩护，充分发挥律师刑事辩护职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正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约三万字。
　　第一部分，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基础理论。首先，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义务主体包括律师及非律师辩护人，义务客体则是指关于法律要件的事实，义务对象是法庭，即辩护律师对法庭承担真实义务。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一般指的就是狭义上的真实义务，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辩护律师本人的行为受真实义务约束；辩护律师不得利用当事人的不实陈述；在证据方面，律师不得伪造、毁灭、隐匿证据，不得教唆他人伪造证据，也不得向法庭提交明知是虚假的证据。真实义务与诚实义务、忠实义务容易使人产生混淆。实际上，真实义务与诚实义务的内涵如出一辙，前者是大陆法系的惯常称谓，后者是英美法系的说法。但是真实义务与忠实义务确有不同，前者是律师向法庭承担的义务，后者是律师向当事人承担的义务。其次，辩护律师真实义务来源于辩护律师的特殊地位，德国法学界将律师视为“独立司法机关”，并提出律师的角色带有公益性与独立性。辩护律师不仅为委托人利益而行为，同时还要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阻碍司法有效性的行为可以被划为一个禁区，律师执业只要不迈入这一禁区即可。辩护律师独立于检察官、法官，也独立于委托人，在诉讼中具有程序主体的地位，无需受制于控审两方，也无需完全依附于委托人的意志。最后，辩护律师真实义务是有限度的，主要体现在消极性和有限性两个方面。消极性是指真实义务要求律师不得阻扰刑事司法有效性。有限性则主要针对检察官真实义务而言，范围和程度上都不及检察官的完全客观义务。
　　第二部分，域外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立法实践比较考察。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对真实义务作出了相关规定，作为两大法系的典型代表，美国与德国对于真实义务的相关规则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美国将律师视为“负有一定职责的法院人员”，不允许其在法庭上作不实陈述。德国则将律师视为立于被告之侧的“独立司法机关”，有义务促进刑事司法的良好有效运行。两国关于真实义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发生冲突时的选择不同。德国较美国而言，冲突选择时对律师的要求更为严格，多数情况下只能选择退出案件的辩护。其二，违反真实义务的后果不同。美国的处罚方式较为多样，包括欺故意骗法官罪（轻罪）、非正式制裁、律师公会惩戒和藐视法庭罪。非正式制裁是最主要的处罚手段，且收效甚好。而德国主要由刑法第258条对违反真实义务的行为进行处罚。两国之所以在真实义务的规则上存在上述区别，主要是由其刑事诉讼模式决定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之间平等对抗，发现真实，而职权主义则强调运用国家权力，查明事实。前者使得辩护律师对刑事案件的参与程度相当高，对审判结果影响较大，后者则在诉讼中较为被动，难于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裁判。因此真实义务的具体规则存在些许差异。
　　第三部分，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立法及实践的现状。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律师管理规范、律师道德规范都对真实义务进行了规定，确立了律师应当严格根据事实进行辩护的基本原则，设置了相关的禁止性规定，包括不得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提交虚假证据等等。然而我国辩护律师的真实义务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来法律规定分散且重复，真实义务的内涵界定不清晰；二来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设置不平衡，使得律师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再来辩护律师伪证行为入罪标准不明确，执业风险大。根据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立法及实践的现状，结合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方面，明确辩护律师的定位是实现实质辩护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明确辩护律师禁止行为列表，有利于规范辩护律师执业行为，有效维护委托人权利和公共利益。
　　第四部分，如何完善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这一部分针对第三部分提出的问题，综合分析论证，对构建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体系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整合立法资源，明确真实义务内涵。整体梳理真实义务的内涵，从实体法、程序法两个方面明确其适用主体、对象、范围和具体内容。其次，平衡义务冲突，确立律师作证特免权，将律师与委托人关系回归民事法律关系模式的同时，设置相关的配套制度，如确保律师与当事人的会见权、赋予律师在一定条件下拒绝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最后，修改306条，完善追诉程序。在现实的司法实践情况下，修改306条是一条折中之路，可将“引诱”改为“指使”，同时完善追诉程序，确立辩护人妨害作证案件的整体回避制度，并适用指定管辖，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本辖区内的另一个机关侦查该类案件。

目录

封面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基础理论

（一）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内涵

（二）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理论来源

（三）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限度

二、域外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比较考察

（一）美国律师的真实义务

（二）德国律师的真实义务

（三）美国与德国律师真实义务的比较

三、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立法与实践

（一）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立法现状

（二）立法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三）美国与德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对我国的启示

四、我国辩护律师真实义务的完善

（一）整合立法资源，明确真实义务之内涵

（二）平衡义务冲突，完善辩护律师作证特免权

（三）修改306条，完善追诉程序

结语

致谢

参考文献

一、中文类参考文献

二、外文类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