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吏治”思想研究

摘要

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人物，韩非的哲学思想被学界筛定在“法治”，偶有争议，亦只是局限在“法治”与“法制”层面，然而笔者认为，“法治”并不是韩非子的代表性哲学思想，“吏治”才是韩非子的主流思想及光芒所在，“法”与“势”“术”一样，只不过是达到“吏治”的手段。而韩非“治吏”的举措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在为何治吏、如何治吏方面韩非子都有其独到却令人费解的思想，韩非子倾向采取极端的手段达到相对积极的目的，往往从一个端点走向了另一端点，而其看似极端、绝对的背后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前提与假设，有着韩氏的思维与逻辑。韩非认为人性本恶，人人为我，故重臣对君王之“势”始终构成威胁，君主维“势”，故需治吏；韩非认为人情逐利，故刑赏二柄得以可行；然君臣异利，故需治吏；韩非认为人有“祸恐”之心，故在治吏时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会达到“以刑去刑”“以治去治”的社会功效；韩非认为世多“中主”，故治国应减少对君王个人才能的依赖，故治国以法。韩非子的思想是进化性的，兼具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其认为“新故异备”“世异事异”，故其“不忆古”，而主张“以吏为师”。人性本恶、人情逐利、祸恐思想、中主预设、进化史观等正是其隐性的理论支点。
　　韩非独具匠心的提出了君王“治吏不治民”的政治哲学命题，然而此命题却存在逻辑悖论，命题本身强调的是治吏的重要性，然而治吏却是为了达到治民的功效，君主不治民，治吏为治民，不治民而为治民，而从言辞逻辑上韩非只是以火为喻，将吏——民——火概念偷换成君——吏——民。韩非子的“吏治”思想包括“君治臣吏”与“臣吏治民”两个部分，在“君治吏”方面，韩非子主张的举措为：刑德二柄；审合参验，即形——名——情的三位一体与言——事——功的三位一体；“使贱议贵”，但反对用培植重臣来遏制重臣的以虎搏狼式的权力制约平衡；君主“无为”式的有为；“绝爱道，不悬怒”。在“臣吏治民”部分，韩非主张的举措为：臣吏依法治民；“齐民”；惩处“不令之民”；“定位一教之道”，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称俗而行”。
　　韩非的“吏治”思想对现当代官僚制亦有补益的价值，如在选官方面，当代官僚制中“跑官要官”现象严重，而韩非在其治吏思想中明确提出反对“近习私说”，现代政治主张反对“空谈”，而韩非在其治吏举措中规劝君王反空谈，便要杜绝“学士之风”。在反腐败方面，现代人尚辩是否可行“高薪养廉”，韩非已主张“君霸王，臣富贵”的治国之策，现代政治学与行政学前沿领域还在小心探讨“下属权利”，韩非的治吏思想中便已明确提出“使贱议贵”。中国几千年的“吏治”向来被称为“外儒内法”之治，比较儒法的“吏治”思想便会发现，尽管法家因其“术”而饱受苛责，然儒家治吏亦有其“术”，在治吏赏罚方面，韩非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赏信、赏无过、可赏私，而其所代表的法家则主张赏诈、赏有功、必赏公等。剖析韩非子“吏治”思想，我们会发现，与“法治”对立的未必就是“人治”，“以法”“以德”均只是达到“吏治”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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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韩非“吏治”语境下“吏”的内涵

二、韩非子“吏治”思想的理论前提

（一）人性

（二）“人情”

（三）“中主”

（四）“通权”的进化史观

（五）法家的公与私

三、“君主治吏不治民”

（一）明主“治吏不治民”的逻辑解释

（二）吏治举措一：君治吏

（三）吏治举措二：吏治民

四、韩非子“吏治”思想对当代官僚制的启示

（一）以“选官”为内核的“吏治”问题

（二）以“反腐败”为表现形式的“吏治”问题

五、结语

（一）法家“吏治”之“术”与儒家之“术”

（二）韩非“吏治”赏罚观与孔子赏罚观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