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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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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论

1.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2 研究目标与内容

1.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概念框架

2. 1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

2. 2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

2. 3 精英理论

2. 4 其他理论

2. 6 概念界定

第3章 中国农贷市场的农户融资决策与行为逻辑

3. 1 农贷市场结构变迁下的农户行为:一个新的视角

3. 2 文献回顾及述评

3. 3 农户融资行为的基本性分析框架

3. 4 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选择、变量设定与数据描述

3. 5 模型设定:计量模型

3. 6 计量结果及分析

3. 7 小结

第4章 中国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问题及其形成机理

4. 1 中国农贷“精英俘获”机制的形成机理和演进逻辑

4. 2 文献回顾和述评

4. 2 理论分析

4. 3 样本选择、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4. 4 实证研究

4. 5 计量结果及分析

4. 6 小结

第5章 中国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的结构抑制与约束效应

5. 1 引言

5. 2 文献梳理、理论分析和待检验的命题

5. 3 样本选择、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5. 4 实证研究

5.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 6 小结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启示

6. 1 研究结论

6. 2 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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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这对于一个经历数千年演进过程的人口大国和农业文明古国而言,似乎是无可非议的。近些年来,“三农”问题被国家摆在首要位置,连续十三个“一号文件”聚焦“三农”无疑勾勒出了中央政府施政思路的概貌。根据国家战略部署,“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并保持农业稳定和持续发展。毋庸讳言,上述关于“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中国农村金融部门的持续支持和协同作用。然而,受中国农村金融总体水平的制约,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给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影响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金融问题,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政府决策的重点,更是理论研究的难点。
  中国农村金融难题,很大程度上是囿于金融制度安排与农村金融服务忽略了农户行为及其制度制约的特殊性,农村金融的核心问题实则是农户金融问题。九七年金融改革之后,农业银行逐步淡出乡镇地区导致了农村信用社“一社支‘三农’”局面的形成,农信社独木难支进而致使大量农户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而农户无法获得维持和扩大生产必要的资金是其收入增长放缓的关键影响因素。实际上,在农户传统生产行为与农村长期经济制度的双重约束下,广大分散兼业的小农户不具备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加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农村社会、文化等因素制约,农户“贷款难”问题和农村资金外流问题凸显,这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日益关注的问题。不过,本文作者在驻村调研和走访调研基础上发现,当前农户金融存在的现实难题还在于其服务的主体存在较为明显的目标偏离、过程扭曲和实施错位:农村中有权有势且“最不需要钱的农户”获得了更多带有优惠性质的金融资源,真正需要资金的小农户却无能为力,而当把视野聚焦于处于国家贫困标准之下的农户之时,金融精准扶贫的问题愈显紧迫。
  在中央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与精准扶贫问题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予以了文献梳理和推理立论,同时走出书斋,步入田间地头深入调研,总结了一些观点,表述如下。通过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的主体决策、行为选择及其产生效应的过程置于社会、市场和国家的结构性框架中来审视其渊源、发展和演变,不难发现:一方面,内生于深刻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农户弱势心理在“农户直接面对国家”的社会结构中,异化为对国家的强依赖,形成寻求国家援助的惯性。而一系列带有政府“善意”和“善举”的金融资源均无法解决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分散兼业的农户碍难真正成为农贷市场的主体。另一方面,税费时代“去组织化”的制度安排以及因宏观经济波动引发农村经济关系紧张而演变出“劣绅驱逐良绅”后,农村金融市场市场公平性与正义性遭到破坏,遂使农村地区普遍呈现大部分资金均被农村中的精英把控进而造成“精英俘获”机制。“精英俘获”机制的内涵是精英农户利用自身优势追逐利益进而占有更多资源的过程和事实,这里的精英主要指村庄中有一定实力和关系而形成的较为富裕的农户。“精英俘获”机制是政府监管体系不健全背景下的“三农”领域在对接金融资本时普遍发生的现象,它不仅是反哺资源在农村内部难以公平传递的一个最重要原因,而且是致使大量“涉农贷款”无功而返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讲,国家以“预算软约束”和“风险兜底”等方式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的功能型引导和补缺促使金融发挥了扶贫效应。而国家以预算干预、资源诱导等方式引导金融扶贫时,必然诱发道德风险、制度寻租等结果,精英将俘获国家在补贴发放、利率调整等方面的优惠资源,金融扶贫更需要重点强调精准扶贫。
  上述对中国农村金融问题的形成机理和演进逻辑的讨论,是一种删繁就简的解说,本文进一步给出了与之相应的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农户信贷专项调查,调查涉及全国10省区263个县20040个农户,耗资巨大,是关于农户信贷问题较为权威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基于本文的三部分主体内容,结论如下:其一,长期以来,农贷市场供给主体垄断经营的事实已反映出其职能难以发挥支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效应,究其原因,不能仅局限于对供给先行相关的农户信贷组织体系的讨论,更应从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农贷市场需求主体来追溯。现阶段,就农贷市场多层次、共发展的竞争格局而言,农贷市场功能错位引致的市场部分扭曲不可否认,但农户融资决策、行为选择及产生效应的过程同样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和足够重视。本文在“匿名借贷”和“熟人借贷”二元框架下,通过对县域农户融资次序的分层比较后发现: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户融资次序差异明显;随着农户收入增长,贫困县农户融资次序不发生显著变化,非贫困县农户选择“匿名借贷”概率增加、选择“熟人借贷”概率减少;随着农户受教育程度增加,贫困县农户融资次序不发生显著变化,非贫困县农户融资次序受到显著影响;农户劳动力平均年龄、是否有储蓄存款、离金融机构距离、金融信息及利率承受能力均会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户融资次序产生显著影响。其二,中国农贷市场的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完善不仅取决于从国家到农户至上而下的决策、行为及其产生效应的过程,也取决于乡土社会中“精英俘获”的现实。若舍此,奢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变革、调整,不过是一场徒劳。为此,本文以搭建一个揭示农贷市场“精英俘获”机制的基本框架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利用全国10省区的调查问卷数据,分层比较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机制,结果发现: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贷市场“精英俘获”机制差异明显。贫困县农贷市场尚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机制。贫困县收入较高的精英农户并不能获得较多的农贷资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比较高、家庭劳动者人数较多、耕种面积较大的一般农户能够获得较多的农贷资金。但“精英俘获”机制泛滥于非贫困县农贷市场,遂使农贷市场结构扭曲、功能错位、目标偏离。非贫困县收入较高的精英农户获得大量农贷资金,而受教育程度较高、出售农产品收入占比较高、家庭劳动者人数较多、耕种面积较大的一般农户反而难以获得农贷资金,非贫困县农贷市场的公平性与正义性正遭受考验与挑战。其三,长期以来,政府对农贷市场进行的功能型引导和补缺促使金融发挥了扶贫效应。不过,中国农村贫困逐年降低更主要得益于农村经济的迅猛增长所带来的贫困农户收入水平提高,这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掩盖了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事实。本文研究表明:农村正规信贷对农村贫困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非正规信贷虽不利于极端贫困农户收入增长,但总体来讲促进了贫困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就收入差距缩小而言,非正规信贷的作用不明显,正规信贷将致使农户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最后,本文围绕上述实证研究的结论,形成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1)近年来,农贷市场服务“三农”的总体水平虽有大幅提升,但不同县域层面农贷市场的差异已多方位显现,亟待结构调整冰释供给主体的绩效偏差以契合市场需求主体行为。并且,农贷市场供需主体的目标函数在不同市场格局下呈现不同特征,一定程度上导致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复杂的行为冲突,这种不协调在短期内很难根除,只有在渐进式改革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契合农户融资需求的市场结构创新逐步缓解,而构建一个供需主体协同发展的框架,是实现农贷市场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2)利益与阶级的固化同时加剧了农贷资金的分配不公与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制约了全面小康建设,亟需在渐进式农村金融改革的基础上建立普惠金融体系逐步缓解。同时,我国农贷市场的制度变迁主要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但不同县域层面农贷市场的差异已多方位显现,亟待纵向穿透的结构调整淡化精英在农贷市场中的权力中介地位,但切忌不可“一刀切”。
  (3)国家的预算干预和资源诱导必然诱发道德风险和制度寻租,加之金融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将进一步导致农村内部贫富差距扩大。亟待形成倡导“良治”与“善治”的行政法规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以保障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强调益贫性、注重公平性。金融扶贫要从根本上迎合贫困农户的利益诉求就要对贫困农户的经济属性和隐藏的脆弱性加以有效甄别,这要求纵向穿透的结构调整以健全金融、财政、税收、发改等部门扶贫工作的协调配合、衔接联动机制,各方协同,公平共进。另外,金融扶贫要分时分类、因人因地施策,注重贫困农户的教育培训、就业创业、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潜在福利增长点,增强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但切记要划清商业性与政策性扶贫的边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终在深刻而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长期、稳定、可持续地发挥农贷的扶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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