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张(荫桓)交谊与戊戌政局

摘要

戊戌年新政之发轫，关键在于康有为及其改革主张得到光绪帝的高度重视。通常认为，康有为在戊戌年春迅速进入争帝的视野，与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稣(号叔平)的一力举荐直接相关。 实际上，研究戊戌年政局的变化，康有为与其同乡、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号樵野)的关系应是一条主线，康在北京始终依附于张荫桓，不仅是甲午、乙未年的实际情况，也是我们考察戊戌年张、康关系的基点。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上书活动得到张的积极支持，《第六书》上达是总理衙门大臣利用职权积极推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翁同龢与张达成默契，采取一致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同谋”之嫌，但是，他并未向光绪皇帝举荐过康。光绪帝对康有为及其主张越来越重视，与《第六书》上达后张荫桓在召见时秘密进言有关；康之进用系张“暗中为之运用”的结果。戊戌年春康有为变法书籍与条陈上达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经张荫桓等总署大臣允许，康先将书折递至总署“恳请代呈”；张氏利用“独对”的机会推介于上；而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询问并向总署宣取。在此过程中，张荫桓一方面向光绪帝引介康氏著述，另一方面又向康提供消息，鼓动其及时将书折递至总署，扮演了重要角色，称张“密荐”康有为并非没有依据。戊戌以来，由于政变后当事人的推诿、隐讳与夸大，以及清廷高层派系斗争中的政治倾陷等因素，致使翁同龢成为“康案”要角，而张与政局的关系则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今天从康、张交谊的角度来研究戊戌政局，不仅有助于澄清康有为进用的内幕，也会为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