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利益、关系网络与三线工厂搬迁

摘要

国家政策的整体性与“三线建设”的时代特点使得1980年代三线工厂回迁城市的过程基本相似，均经历了国家、工厂与地方不同层面的交织互动。因此，在微观层面对三线工厂的搬迁过程作个案分析，考察影响工厂搬迁的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在搬迁过程中的权重变化，既有利于推进“三线建设”研究，也有利于深入理解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不同地域和层面的空间内相互博弈的变化过程。此外，此一时期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导致各级单位权责不清，权利不足与越界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增加了组织间的协调成本，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使工厂与地方政府双方既能够从国家颁布的现行政策条文中找到有利于自身的证据，又无法据此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不得不进行疏通上层关系网络的大量私下活动，延缓了三线工厂的异地迁建。这是必须看到的。三线工厂经历了隶属关系变更及回迁城市的过程后，在获得更多自主性的同时，工厂被逐渐纳入地方经济社会体系。在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交织渗透的博弈中，相当一部分三线工厂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迁人了城市，纳入了新的地方产业格局中。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人事任免等方面对工厂的依赖与掌控以及工厂自身的转型调整既是决定工厂日后发展轨迹的主、客观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浪潮后，J厂生产效益逐渐下降。2005年，J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J厂所属地块被市政府强行收购后拍卖给万达集团等几个大型房产企业。而位于G市的H厂则成功存活下来，并全面改制成为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民营企业发展至今。也许二十余年前敲定迁厂地点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两个工厂今天迥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