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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长三角城乡统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长三角城乡统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0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0-11-07

主办单位：华东理工大学

会议文集：2010年“长三角城乡统筹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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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的农地流转现象被学界称之为“第三次土地革命”，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新土地革命”顺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对解决“三农”发展之困、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广东、四川、重庆等地农地流转的探索和尝试暴露出的问题不少，对于农地流转应采取审慎态度，尽快修改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农户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在建立土地流转日常管理机制、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加强土地流转工作指导的基础上，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探索农村土地流转利益协商的新机制，确保农村土地依法、有序流转，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
  • 摘要：本文综述了经济体制的三个特征，分别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领导，共产党组织的领导，转型期的地方政府领导。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包含独特激励机制的经济体制得以形成，并且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基于这个观点，重点分析这一激励机制的特征和地方政府的领导的理想形态。
  • 摘要：本文选择苏州、嘉兴、重庆、成都这四个国家发改委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中澳管理项目四个试点城市作为考察对象，除了上述四个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还选取两个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型的成功案例(新桥镇、华西村)，分析它们的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发展之路。在对六个地区改革模式的案例分析基础上，对各地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分析存在的问题。
  • 摘要：本文阐述了从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内涵看城市化的质量要求，分析了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及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与政策的公平考量，研究了以县级城市为主导推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必要性和战略性。
  • 摘要：本文分析了文化、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了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交流关系的演变，和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制度设计探讨了制约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深层文化因素，以及中国未来统筹城乡发展的可能途径。
  •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美城乡分布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比如，美国案例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人口与劳动力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也即人口并不等同于劳动力，其作用机制对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印证了巴罗在其著作《经济增长》中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口的关系的实证结果。在中国案例分析中，也印证了克鲁格曼所说的“影子效应”，长三角和珠三角存在的统计意义上显著的“低高”发展模式(Pattern)就是较好的例证。因此，城乡空间结构划分基础上的实证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此种分析方法也能更好地解决空间数据依赖性和异质性的问题。结合空间分布模式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含义:第一，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应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经济特征制定出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尤其是中国的不同区域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可能还处于不同的阶段，而且也并没有显示出“梯度转移”的态势。但区域性差异政策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策的统一性，相反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动的统一性政策十分必要，政策的差异性应主要体现在地方经济的特殊问题方面。第二，在引进外国先进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时，一定要密切注意不同的国情和区域经济状况，选择性地吸收有益的经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经济结构政策变量的选择应有所不同(如社会公共服务和及其他经济辅助政策)，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能会存在巨大差异，寻找不同发展阶段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第三，中心城市对非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的发挥机制主要是靠其间的贸易和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来推动，因此，在创造良好的企业投资和人居环境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消除人为的要素流动障碍。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政策及公路收费体系等)对城乡发展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第四，对于中国非中心城市来说，地方政府投资的作用甚至不能抵消空间距离的负效应。政府需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考虑地区发展政策，并调整自身的角色。相关研究表明，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表现出了较大的阻碍作用(吴敬琏，2009)，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密切关注自身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为企业投资、人口流动和贸易活动创造出公平、自由、安全和便利的环境才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第五，未来中国城市化及城乡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护多元化，包括不同的社会、人文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新经济地理学中证明，厚实的市场是经济集聚发展、产生规模经济的重要保障，而厚实市场的形成不仅需要多种产业并存，也需要多样化的人口与文化并存。只有促进多元化的城市体系共存、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共存、多样化的人民群体与文化共存、多元化的环境生态和社会生态体系共存，经济和社会才会保持健康持续发展。
  • 摘要：本文对近年来的外资引进政策进行了整理，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心地，拥有长江三角洲之称的江苏、浙江两省的外资企业的集聚动向进行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设置了税收优惠的开发区，使得外资企业向开发区集中。但是近年来，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发生了从量向质的转变，由于外资企业中税制方面可以优惠的企业类型比较少，所以对于外资企业来说，不能有效控制成本，造成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设置的国家级开发区即为外资企业集聚的中心的事实没有发生改变。从集聚度(Moran's I指数)上升、地理集中度(基尼系数)却下降的方面来看，外资企业的分布趋势是从中心部向周边地区扩张。虽然有一些地区早期就存在国家级开发区，但是至今没有形成外资企业的集聚地。由此看来，外资企业集聚地的形成不但需要设立开发区，还需要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市场规模等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对于政府来说，要引进外资，仅仅靠设立开发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应的综合配套政策。
  • 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生产率、利润率与竞争状态，从利用企业数据进行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中国的集群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普遍存在低生产率、低利润率的情况，而且还面临着高竞争的压力。关于低生产率这一结论，已经通过生产函数的分析以及分布分析的平均值得到，从数个指标、3个级别的地域区分以及2个集群区分来看，得到的结果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文中所涉及的5个产业当中，平均来看，生产率比较高的仅有通信器材产业。集群地普遍低利润率的情况，可以通过ROA的分布比较以及回归分析的结果来验证。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激烈的竞争情况，可以用分布的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在集群地中，分布在左侧的PP10、PP25有右移的趋势，然而右侧的PP75、PP90可以观察到有左移的趋势。有关中国产业集群的研究，迄今为止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但使用定量的财务数据来进行分析的文献，却寥寥无几。虽然通过相对简便的方法进行了推算，但是只是简洁地体现了中国集群的特征。在集群中，企业生产率会提高的这一模式，和当代中国的产业现状大相径庭。
  • 摘要：首先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2007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扩散，对于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更是雪上加霜。即便2008年以后我国政府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但也没有改变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特别是小型企业的融资困难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仅仅只是起到止血的作用，并没有有效地改善中小企业恶化的融资环境。为了找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所在，运用企业的样本数据验证了关系型贷款理论在我国银企关系上的有效性。实证结论肯定了在关系型贷款中，银行通过与企业长期多方位的接触，积累大量关于借款企业“硬”、“软”两方面的信息，能有效克服中小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起到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约束性问题，改善贷款条件的作用。本文认为，要真正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无论是企业或者是金融机构，都需要理解保持密切联系的银企关系的重要性，并为维持这种关系作出努力。而作为政府，其作用之一是如何搭建银企合作平台，以促进中小企业与银行的长期合作;作用之二是构建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体系，为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继续作出努力，以保证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畅通。
  •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首次完成的工业企业创新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企业思想生产函数的理论与经验模型，并将自主研发、集团研发及产学研合作研发变量引入思想生产函数，利用空间自相关性Moran's I模型和空间非平稳的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对中国31个省域的异质性创新行为进行了空间自相关性和局域集聚检验，并实证估计了创新人力资本和创新经费投入的贡献，检验了企业自主研发、集团研发及产学研合作研发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不同省域间的工业企业新产品创新产出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局域集群现象，显示了比较明显的中心一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各省域企业创新产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创新经费支出及企业与企业之问的研发合作活动，创新投入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但与OLS常参数估计结果不同，GWR模型放松了OLS估计参数同质性的假定，发现创新行为只是局域而不是全域现象，创新决定因素中的创新人力资本和经费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异质性作用显著，而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的异质性并不明显，产学研合作尤其是与国外相关机构的研发合作并未对工业企业新产品创新产出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
  • 摘要：本文的研究试图从迁移者个体角度讨论影响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因素，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决策行为模型，分析促进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途径和方法。对浙江省慈溪市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并对居住在周巷镇湖塘新村及工作于宇辉电器公司的外来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研究的主题，我们在调研和设计问卷时，重点考虑了就业机会、社会融合与排斥、转移机会成本、原住地与迁移地收入差异等影响外来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本文利用这些样本及慈溪外来劳动力转移情况的总体调查，通过多项数据挖掘方法和计量分析方法，在众多劳动力转移影响变量中，提取与“劳动力个人转移效用与转移意愿”相关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建立了劳动力转移决策行为的经验模型。
  • 摘要：通过近年来对四川省和浙江省三个地区农村的农民的调查,本文就农民外出打工(非农就业)行为出现的原因、农民土地资源的分配、不同地区土地经营权的流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调查地分别选在位于四川盆地、有内陆农村特色的江油市,隶属四川省、地形为青藏高原山区的小金县以及发展水平高的浙江省奉化市.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以上不同特征、不同地域的农村状况的比较,围绕农民土地经营权状况进行分析研究,从而验证其对农民择业行为有何影响.本文的结构如下:①就现代中国农民的择业行为和所有土地资源相关联的先行研究进行了整理;②主要总结了研究调查地的状况和对当地农民的调查概要;③以姚的观点为依据，对本文的基本理论框架进行了进一步整理;④在第四节解说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再进行计量分析，并将结果加以整理。
  • 摘要：本文在考察沿海地区时，对经济发展显著的工业聚集区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结构进行了考察，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浙江省慈溪为事例，主要分析了当地居民和农民工的工资差距以及工资决定因素，通过分析明确了以下几点:(1)在调查地农村，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工资差受到某种限制。一般在劳动力市场中，因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导致工资差和劳动力市场分割，而本研究分析对象的九成则是农业户口，因此，这可以说明本研究对象地区的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工资差距的根源并不在于原有的户籍制度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省流入的外来民工属性。(2)性别差产生工资差。男性工资比女性高一成至二成左右，而另一方面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比男性长，但女性工资比男性偏低就表明了女性在廉价工资条件下工作的情况。对于女性农民工，年龄和转业经验对工资上涨没起到正面效果，但劳动时间则是决定工资卜涨的因素。(3)教育和职业培训经验等人力资本指标对工资上涨也没有影响。诸多先行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带来工资水平的上涨，有些论文主张通过职业培训的形式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对劳动力来讲将是重要的课题。对于工资起到正向影响的主要因素中，当地居民和农民工的男性劳动力转业经验具有显著性。在此可以发现，为了得到较高工资，男性劳动力接二连三地转业的情景。通过性别差对工资带来的影响，从教育和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没起到作用的一点上可以说明慈溪市不仅要在农民工的就业方面，而且对包括当地女性居民的就业支援方面也需要下一番工夫。
  • 摘要：本文首先描述了中国发达地区农地流转的状况和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沿海代表地区浙江省奉化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即使在浙江省奉化市内部，农地流转的进展状况也存在差距。特别是位于城市近郊、主要种植水果和园艺作物的萧王庙街道，具有以下两点特征:①不仅存在农地转出的同时农地转入也有一定的进展;②伴随地租交易的农地流转比例很高，地租水平高于其他两个镇。第二，Yao(2000)和Carter and Yao(2002)在交易费用的关系上，以租入地租高于租出地租为前提构筑了理论模型，但是从奉化市农户调查的结果来看，后者比前者显然水平高。这个结果暗示了考虑农地质量和租入租出双方交涉能力的必要性，是今后构筑新的理论模型时应该重视的问题。第三，比较从农业生产函数导出的影子工资和农户从非农就业中获得的市场工资可知，与其他两个镇相比，在农地流转水平较高的萧王庙街道，两者的相关性更高。因此，奉化市农户调查验证了“如果农地流转活跃，影子土资就会接近市场工资”的理论假设。然而，从三个地区的研究中都得出了影子地价远高于实际地价的推算结果。这样的推算结果意味着农业生产函数的变量定义方法和推算方法都存在很大的改善余地。而且，即使在农地流转水平较高的浙江省，农地价值的评价方法和土地交易信息市场也不发达，存在农地租赁的制度性制约等问题都可能造成农地租赁市场的缺陷，这一点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分析。
  • 摘要：本文从交易效率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当前的土地产权交易制度的缺点，特别是当前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不良影响。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宅基地的法律法规导致本可以避免的“内生交易成本”，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城乡二元结构的消除:第一，它使交易效率下降，从而降低均衡的分工水平、分工网络的拓扑结构和人口居住模式的复杂性，从而生产力水平、人均真实收入降低，城乡二元结构强化;第二，由于城市采取更加宽松的土地产权交易制度，这种法律法规使本来就比城市交易效率低的农村交易效率更低，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强化。本文还分析了现有土地产权交易制度产生这些不良效果的原因。现有土地产权交易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不符合自发秩序的要求，因此必然对经济系统产生扭曲，给个人带来损失。
  • 摘要：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讨论了影响长三角地区农民收入的若干因素，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地区的繁荣对于本地区农民的收入有正向的联系。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能采取“大中城市偏好”的策略，而应当在发展战略、政策导向与激励机制方面都关注小城市甚至各个乡镇的发展，大力推动地区产业部门的发展，促进农业部门向现代经营性农业的转型。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第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本地区农民部门的发展，从而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有负向的影响。市场追求效率，但却会导致贫富分化。我国目前城乡收入的不均衡状态是市场化的产物，也是经济强劲发展的副产品。历史告诉我们，城乡收入差距到一定的程度，就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现在应当有所作为，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杠杆、财政补贴等措施来平衡城乡的发展;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切实协调两部门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第三，非农就业机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业的出路在农业之外，在地方工业的发展，地区政府应该出政策、出思路，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多地创造城镇非农就业岗位，给予广大农民更多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第四，研究还证明了农民收人存在地区间的相关性。从这一结论中我们注意到区域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其中，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各种不同产业空间有效关联的距离与方式，信息、物流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不同产业的空间关联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时一候，应当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性，应当把周边地区产业与经济情况，甚至把全球的经济发展情况，纳入自己的战略思考范围。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特别应该大力促进与相邻地区政府的协调与合作，共同繁荣，从而促成经济发展的良性的空间互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大提高农业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摘要：本文分析了上海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村生产要素需求，研究了当前制约生产要素向农村合理流动的主要瓶颈问题，对统筹城乡发展，加快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对策进行了思考。
  •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了中国城市化模式与道路的特点，探讨了影响中国城市化模式与道路的因素。
  • 摘要：本文综述了创新城市化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问题，研究了制定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以及加快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基本思路。
  • 摘要：历史和实践经验证明: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进程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两个要素.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发展,为现代城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断扩大的资源供应和有效的空间重组.城市为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了载体和舒展的天地.为定量化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城镇化进程关系,本文以中国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慈溪市为实证研究区,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视角,测度了慈溪在城镇化进程中,其交通设施的空间布局特征和空间外部性,以探讨交通基础设施与城镇空间布局的空间关联关系.
  • 摘要：本文研究了温州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分析了温州企业演化的路径和经验，住处与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一样，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演化，同样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主要采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两种方式来实现。
  • 摘要：本文首先整理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然后运用Multilateral TFP Index，推算出制造业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TFP和TFP增长率，并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有如下:① 2004-2007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出现TFP "U字形”的趋势;②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的TFP高;③TFP高或者TFP增长率高的企业主要是进行研发和实现国际化的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而这样的企业现在也存在于内陆地区。在内陆地区饮料制造业的TFP急速上升，庐州老窖、五粮液和贵州茅台等增加值高，而且TFP比同行业其他企业高，并保持增长态势。在汽车制造业领域，内陆地区虽然比沿海地区TFP低，但是正如借上市之际迅速提高业绩的东风集团和重视研究开发的长安汽车一样，四年间，TFP出现大幅上升。在医药制造业领域，太极集团在海外设立研究部门，重视技术能力的提升。对沿海地区制造业的TFP贡献颇大的行业是汽车制造业，以上海汽车为首，ST金杯、一汽夏利等企业保持着高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TFP水平。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如果按照Qin数据上收录的主要行业分类来计算的话，那么，进行多样化经营的企业就很难归类，因此必须斟酌各个企业的信息，综合判断其所属行业类别。另外，因为计算的时候没有进行地区间的物价调整，所以结果不能充分反映地区间的差异。再者，沿海地区存在很多诸如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产业聚集的区域，有必要分区域进行分析。因此，改善上述问题、缺陷以便如实计算反映地区差异的TFP，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 摘要：本文对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分别选取金融保险业、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过建立区域集聚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分析，最后得出长三角地区不同产业的资本集聚和劳动力集聚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且存在产业不同，集聚因子作用不同的现象。就上海而言，对于金融、保险业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集聚比劳动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稍大，应加强这类行业知识资本的聚集。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江苏省产业集聚质量比较良好，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都比较明显，而且具有明显的劳动力集聚效应。相对于江苏和上海来说，浙江地区化学纤维制造业集聚效益更优，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而且应注重对化学纤维制造设备、资金等的资本集聚。因此，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有必要通过区域内的产业协同调整，培育和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努力降低区域内的各种交易成本，实现区域产业布局集聚化，增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后劲，同时要避免产业同构带来的资源浪费、恶性竞争。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化发展是一种改革方向，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以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增长，以及如何发挥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将经济增长发散到全国。
  • 摘要：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我国1999-2008年制造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特征与产业地理集中的关系。(1)就全国而言，产业区位基尼系数从1999年的0.219增加到了2004年的0.226，进而2008年达到了0.233，这意味着产业的平均集中度日益提高。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活动向发达地区集中的现象日益明显，这种现象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还将维持较长时间。就不同产业而言，自然资源型产业的集中度最高，但集中度的变化率最低，这意味着资源型产业的地理集中相对稳定，仍主要集中在原材料丰富的地区，不会发生大起大落的现象。高度地方化产业的地理集中度最低，这意味着这些产业的分布格局相对稳定和均衡，这些产业的发展具有天然的地方垄断性，而且相对来说，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不需要高度密集的技术和资金投入作为支撑，因此导致这些产业在全国都有分布，各地呈现较均衡发展的特点，其产业集中度较低。(2)在全部25个制造业数据样本回归中，FDI的进入几乎不会对产业地理集中产生作用，但是如果剔除了对FDI进入存在巨大封闭性的5个产业后的20个制造业产业数据样本中，一个产业中FDI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如果根据外资比重进行产业细分后，外资对高外资比重产业地理集中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明显，而对低外资比重行业的作用不显著。另外，即使在高外资比重产业中，FDI与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也不存在“倒U形”关系，这意味着，对于那些FDI比重较高的产业来说，FDI的进入依然会促进其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而不会发生产业成熟后显现的先集中、后分散的过程。而在低外资比重产业中，只有当FDI比重超过一个临界值时，FDI对地理集中的正向促进作用才会显现。(3)不同产业根据其特征选择不同地区区位，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降低要素配置的区位成本，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但这种产业布局同时也加大了区际发展差距。地区差距的扩大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改革初衷，而且它还直接挑战社会稳定这一基本前提。从统计数据看，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2007年，沿海地区吸引的FDI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78.90%，而我国的一些制造业产业，特别是一些规模经济明显、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也高度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9》,2008年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前六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江苏、上海、北京、天津、浙江。这些地区的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该行业总产值的80.7%，而包括了10个省份的整个西部地区，所占比重仅为2.7%。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产业集中与不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关系，将是当前亚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各省战略新兴产业的新一轮竞争中，产业集中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会更加凸显。
  •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浙江省1990年、2000年、2007年的县级GIS数据，对产业聚集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并且，使用考虑了内生性和误差项区域相关的Ciccone-Hall模型估计方法，对2007年的聚集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从这些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从单位面积GRP来看，浙江省的产业聚集自2000年以后，在从上海到绍兴之间的区域、宁波、台州等地似乎有所增强，但是在严格限制检验标准的情况下，较难通过显著性检验。使用Ciccone-Hall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但不能确定产业聚集效应。可能是存在“孤立分散”、“完结型”企业群中，技术溢出，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不强。然而，还发现:增强工业和服务产业的关联性，以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增强产业的聚集效应。
  • 摘要：本文有两个主题:一是利用农业普查的有关数据，概括描述我国农村人口、农户劳动力及其利用情况;二是使用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揭示目前中国中部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结构，进而对今后劳动力供给的潜在可能性做初步分析。文章分四个小节:第一节，依据2007年农业普查数据，简要闸述研究对象地区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的年龄分布、就业率以及离乡外出情况;第二节，概要说明农户调查的方法、样本规模、主要调查项目，列举本调查的特点和可能存在的缺陷;第三节，利用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详细描述农村住户的人口特征;第四节，分析劳动力资源的察赋和利用情况，并从现有的资源存量和未来的流量变化，讨论农村向城市进一步供给劳动力的可能性。
  • 摘要：本文利用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07年8-9月在杭州市江干区和宁波市海曙区两地实施的外来务上人员问卷调查所得样本数据，试用微观计量的方法来剖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重点考察农民工的收入、教育水平等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的影响效应，理清收入、教育水平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之间的真实关系。
  • 摘要：本研究为了考察外来民工的健康状态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利用缺乏外来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地区(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外来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做了计量分析:同时也考察了金融危机之后，外来民工所要承担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失调对健康状态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基于四种假设证实了这些。分析结果显示，亚健康对外来民工的工资上涨带来不利影响，相反，健康却对工资上涨带来有利作用。亚健康人群中，中低等工资水平的外来民工占3000，这些外来民工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而他们的收入来源一般都是劳动收入。健康是能够确保他们工资的重要因素，因为外来民工一般都是通过长时间的劳动，以消耗体力达到预期的工资目标，所以一旦摧患疾病就会影响工作时间，工资也将受到很大损失。在考察金融危机之后，外来民工所承担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失调对健康状态带来的影响分析中发现，对自己所处的现社会地位感到不公平的有些外来民工难以承受城市化所带来的压力，受精神压力导致身心不健康;还有一部分担忧子女学习的外来民工，也对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其原因可以看成是增加医疗费支出，将会减少对子女教育的智力投资，从而阻碍家庭未来的生产创收能力。在城市化压力中所受的各种精神压力威胁着他们的健康的同时，也有其他因素对他们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如，他们对健康管理的意识较低;受专业技能培训程度较低、转业率较高、流动性较强;以无休假的长时间劳动换取预期工资的恶劣工作环境等。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总结为，确保外来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手段就是保障他们的良好健康状态。这就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清除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障碍，鼓励他们参加医疗保险固然重要，但同时也有必要为保障他们的健康做一些预防知识宣传，以此缓解外来民工的健康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外来民工与雇用单位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这有待于政府出面解决。
  • 摘要：本文通过对浙江省z村一带土地流转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土地流转的外部制度朝着市场化、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完善以后，还是会出现各种令人费解的土地纠纷，这其中隐含着村落社区内部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产权制度仅仅是影响土地流转的一个外部制度性原因，而村落内部错综复杂的乡土秩序才是影响土地流转的根本所在。这其中，共同体意识、人情的运作、行政权力的介入等因素深刻地影啊着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它们在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延展中不断地交织与碰撞着。当借鉴西力一契约而制定的规范合同在操作过程中遭遇了这样的中国村落情景时，便陷入了普通农民口常生活的逻辑与实践之中。在这里，抽象的条款注入了具体的、在社会时空中变化着的内涵，普遍主义的规定打上了特殊主义的地方烙印。由此，土地流转合约变成了一种情景性合约。一旦签约完成，合约的内容很快就会被农民们所忽视，留在他们心中的，是他们与承包户和政府之间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三者在村落情景中的利益博弈，重构了村落内部的人际关系，更使合约始终面临着被反复界定的困境，这也注定了十地流转的中国实践是一种在社会时空延展中动态的非均衡实践。
  • 摘要：本项研究中，作为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策略”的一个部分，在2010年6-9月对浙江省慈溪市的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同时也基于近年来一些省市试行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措施，对这些省市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指出不对等补偿原则下被征地农民补偿及安置政策中，存在很多不合理及不完善的地方。首先，补偿的范围仅包括征地所引起的农民的直接损失，并且按照年产值倍数法计算的赔偿安置费用也不合理。其次，未从农用地对农民所具有的保障功能来确定农用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二为此，需要对征地的补偿标准和政策进行彻底的变革。
  • 摘要：本文综述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需求，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双重困境，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态势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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