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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10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会议文集：北京大学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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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以往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较少有专门的研究和探讨。笔者认为不但需要站在世界和时代高度的宏观理论分析，而且需要作扎扎实实具体深入的微观实证研究。本文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对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作比较深入的再探讨，指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首先表现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的觉醒”的主要标志，同时体现在它在世界上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以及振兴亚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等思想主张，对亚洲以至世界各国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值得认真发掘和深入阐发的。
  • 摘要：This paper does not come back on the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the influence of French thinkers 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ought,or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alings of Sun Yat-sen with French authorities.These issues have been documented and discussedby previous research.The purpose here is to survey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contacts made by Chineserevolutionaries with French republicans on the basis of some unused or newly available material.The contacts which I investigate were made not in China,where French residents were few, and most of the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or very cautious about connections with revolutionaries,but in Hanoi and inParis.From this interplay emerged,on Chinese side,a small group of young politicians who held some distinctive views about the fundamentals of a republican regime, and on French side,a kind of"Chinese lobby",which came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Sino-French relations after 1911,in support of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 摘要：通过介绍留欧知识社群对孙中山革命运动产生直接而具体的影响，留欧学生在加盟过程中，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如会党与知识分子的孰轻孰重、五权宪法、平均地权等问题，乃至于宣誓手续等技术小节，都有过质疑辩论，此与东京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上，有人主张取消平均地权，如出一辙。并指出知识社群之参加组织，响应革命，并不完全在于疆场上之抛头颅、洒热血以决胜负，而在于主义之信仰和宣传与建国宏规之参赞，或出之于起义经费之赞助支持，此乃留欧知识社群对辛亥革命之主要贡献也。
  • 摘要：汉语中“纪念”一词，跟日语不同的是，没有读音上的区别。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可以说证实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汉语中“纪念”一词的概念有显著的变化或扩大。其变化，一方面与日语一样，从私人间的赠品扩展到国民对过去事业的表彰。另一方面，因梁启超等提出不忘外侮、发誓雪耻的“纪念会”概念并付诸实践，从而使汉语单词“纪念”有了跟日语“kinen”不同的语感。之后，这个差别以日本没有而中国所有的“国耻纪念日”的形式具体化了。
  • 摘要：辛亥革命不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有着其深刻、广泛的国际性背景.辛亥革命前后中、日、美三国商人之间频繁的交往与互动,是当时中西文化、中日文化之间复杂互动的表现之一,既受到辛亥革命时期政治变动的影响,反过来又构成辛亥革命广阔而丰富的社会背景之一部分,十分值得进行深入的考察.本文尝试从早期全球化进程与文化交涉的视角,描述与探讨辛亥革命前后环太平洋地区中、日、美商人的交往及其对这一地区政治变革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后，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共和政体下对外更加开放、务实和主张国际合作，这对工商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与西方和日本工商界的联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商会和商人之频频访日、访美和访问欧洲，都是这种社会更加开放的明证，换言之，他们也是革命的“受益者”。或许可从文化交涉这一特定的视角来观察辛亥革命更为广泛和长远的社会变革意义，从而得出一些新的判断。
  • 摘要：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辛亥革命的时评、论文和专著可谓是汗牛充栋。本文通过分析辛亥革命研究的分期与阶段性特点，并详细介绍了其研究热点，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应该是一场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具体来说，它是一场由拥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理想的革命派所发起的、由具有反对满族封建专制统治之共同目标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良派及其在政界、军界、商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代表所支持和主导的、有中下层社会团体参与的民族民主革命。
  • 摘要：A story is told that during a dinner given by the late Chinese leader Zhou Enlai in honour of Henry Kissinger, the conversation turned to the topic of revolutions.Kissinger at one point asked Zhou what his thoughts were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fter thinking about the question for a moment, Zhou replied: It is too early to tell!The French Revolution took place more than 200 years ago.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has a history of only 100 years! I hope Zhou will pardon us as we seek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times in which we live in and how past events and issues affect our lives today, however imperfect our understanding maybe.We should be also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while it may take an extended period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a revolution, it is equally vital to recognize that the rising forces of change do not occur ovemight and their impact can be continuous.
  • 摘要：辛亥时期,伴随着中外关系新格局的出现,对外观念亦出现了重要变化.如何对待外国列强,各政治势力在思考中国前途,提出各种解决方案时,均不可避免要回答这一紧要问题.这个时期的"排外"观,反映了国人的对外态度和倾向,是考量各政治派别政治理念和取向的重要视角.在政治舞台上斩露头角的革命党人,对内外形势亦有着自己的认识和主张,提出了以"排满"为重心的革命方案,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的"排外"观.他们以"排外"为理论基点,大力鼓吹"排满"和民族主义,并与之紧密结合起来,鼓荡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作一专题探讨,不仅可进一步深入了解革命党人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和方针,且有助于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兴及其特征。
  • 摘要：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之中。前者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部分论述了建构现代国家体系的基本思想。后者对有关国民政府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基础,国民政府在军政、训政、宪政三期的中央、省、县各级政府的职能、权力和相互关系作了系统阐述和规定。这两份经典文献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执政的理论基础,对国民党执政理念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 摘要：毗邻中国、华侨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是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党人发动辛亥革命的重要海外基地,同时也是辛亥革命在海外影响最为直接、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海外华侨是辛亥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东南亚的华侨又算得上是参与最深,贡献最大。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东南亚的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回顾辛亥革命与东南亚的密切关系，研讨东南亚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辛亥革命对东南亚的巨大影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指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富强建立的丰功伟绩，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山先生关于国家建设、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及实践，继续维护与加强我国和亚洲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实现祖国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得到海外华侨社会的支持,海外华侨在舆论宣传上大力宣传和彰扬革命思想,他们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思想武器,创办革命报纸,出版革命书刊,制造革命舆论,启迪民智,发动群众,海外华侨的革命宣传活动对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辛亥革命前半段即兴中会时期为限,考察华侨如何在形势险恶,条件艰难的情形下,发挥革命宣传中流砥柱的作用.指出兴中会时期海外华侨社会受保皇思想包围、革命热情低迷，少数先进的爱国华侨在革命思想和革命党人的领导下，以星火燎原的斗争精神投身到革命宣传事业中，有效地传播了革命主张，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客观评价兴中会时期的革命宣传，尚不能说其已压倒了保皇派的声势，甚至由于起步时间晚、人员匮乏等原因，革命宣传与保皇派相比还要略逊一筹，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的壮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两派的宣传战交锋呈现白热化，华侨的革命宣传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摘要：李承熙是近代韩国斥邪卫正运动中具有代表性性理学者之一,1895年以后更积极参加救国运动.在大韩帝国灭亡前夕的1908年流亡俄国,1909年到中国吉林密山经营韩兴洞.1913年发起东三省韩人孔教会,并为得北京孔教会总会承认为分会而来到北京,交结孔教会总会等组织内的中国人士.在此期间,李承熙曾就辛亥革命是否意味着中华光复的问题与孔教会成员李文治展开争论.李承熙坚持以实行孔孟之道为华夷之辨的标准,同时主张立足于国家基础之上的大同主义,反对极端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此外,李承熙自1912年到1914年先后多次上书袁世凯等人,主张恢复孔孟之道和中国上古之禅让制,确立中国的共和制度.李承熙的上述思想反映了他试图在中华主义与民族主义,西化与保存传统之间谋求统一和融合。
  • 摘要：1905年至1906年清王朝末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是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从“变法新政”到“预备立宪”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长期来我国史学界对此没有作过专文探讨;在众多的近代通史著作中,不仅语焉不详,评价亦欠公正。本文谨就其为何有五大臣出洋之举的原因、经过及其对清政府在决定立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略作议析,以求教于史学界。五大臣出洋本是清政府自救的改革行为，但考察活动包含了许多革命因素。从整个活动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改革与革命之间既争斗同时又存在着一致性。
  • 摘要：通过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大陆浪人的思想特征和进行了对其群体的类别归纳，研究了辛亥革命期的活动类别，指出在评价日本近代《亚洲主义》的连带思想和行动一一即本论所涉及到的大陆浪人和中国革命的接点时，最重要的是返回到近代国家建设的起点，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一连带思想的“原点”上来掌握其性质。这里说的“原点”，不光意味着连带思想活动的出发点，而且包括其归宿点、目的地。
  • 摘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既是辛亥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又是留给中国乃至亚洲革命运动的宝贵遗产.将"海洋亚洲"的概念引入该研究,恰好能弥补上述不足.这是因为,"海洋亚洲"能够帮助研究者突破以确定的行政区划和地理疆界为依托描述孙中山革命思想传播扩展轨迹的窠臼,将这些区域视为通过某种秩序组合而成的互联、互动的整体,重新解读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与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因而,本文试图尝试采用"海洋亚洲"——这一网络化的理论框架,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与传播视为紧密相连的历史过程,在强调中国与亚洲主体性的基础之上,重新揭示其形成与传播的基本路径,为孙中山及其辛亥革命与世界的研究拓展出新的思维空间。
  • 摘要：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亚洲主义"、"亚洲共同体"等概念不止一次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话语,也不止一次地被不同的论客装填进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判断,鼓动起一次次"亚洲联合"或者"亚洲联盟"之类的宣传浪潮乃至政治运动.在这类话语和行动中,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主张和所谓"东亚联盟运动"作为对当时的中日关系产生了实际重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和对战后日本的政界依然具有较大"魅力"的政治主张,理应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拟对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主张和"东亚联盟运动"的基本内容试作一概括整理,并与石原自称精神上"相通"的孙中山的"亚洲主义"和"亚洲共同体"主张作一比较,浅析两者之间的异同。
  • 摘要：日本大学是1889年创立的.创立时期的校名是日本法律学校.教法律和政治的专门学校.1903年改名为日本大学.第一期毕业生的毕业年月日是1907年7月30日.以后到1912年7月30日为止、毕业生的人数为184人.毕业生的老乡、湖北省最多为54人.毕业生的多半是长江沿江各省以南诸省.通过介绍武汉起义以前的政治活动参加者以及民国初期的法律工作者与日本大学的关系，为研究辛亥革命与日本大学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 摘要：戴季陶1905年至1909年留学日本，后成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兼日文翻译，中国国民党元老、理论家、考试院院长。其日本观不仅对同时代中国人的对日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强化及对日政策的制定等亦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探讨戴季陶的日本观的历史嬗变，指出辛亥时期上海舆论中存在着日本提携论和日本批判论，戴之日本观与后者一致部分颇多，其见解可谓急进的敌视论。但他与其他日本敌视论者最大不同之处是他并未简单地停留于对日不信、批判或敌视上，而是客观地探讨日本海外扩张之根本原因，指出南进策才是适合日本国家发展之路，而实际上日本采取了与此相反的北进策，故而预测日本将来必败。提倡中国人应学习日本人长处，培养实力，抵抗日本。
  • 摘要：笔者欲想通过辛亥革命与宫崎滔天揭示留日学人的爱国热情、对辛亥革命的奉献，同时也想通过记述宫崎滔天对辛亥革命的鼎力襄助，说明真诚关照过留日学人、支持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不少。论文佐证百年来中日两国不只是对立与战争，友好与相互支持的感人故事也很多，即便在日本军国主义残暴侵略中国时期，从侵略军中反戈一击的反战同盟的朋友们，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写入了光辉的篇章。
  • 摘要：本文以岑春煊为主要分析案例，分析了其在辛亥革命时期所代表的清朝官员的政治离心现象，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官员的异动，不仅表现在中下官员层级，而且表现在高级官员群体，堪称是官员队伍的整体转向，翻查辛亥时期官员的表现，相当部分有此趋向，即或督抚部院级别的高官也大凡如此。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官员是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受惠者和维护人，也因此成为较晚脱离旧制者，他们的转向，也犹有进者地具有了某种指标意义，连这样一个与旧制最为利益彼关的群体也反叛旧制，那么，旧制的存在也失却了最后的依托，官员群体趋之若鹜的舍旧取新，显示出典型的“符号”指向，说明旧制度最后壁垒的崩解，政治制度的新陈代谢已无可挽回且迫在眉睫。
  • 摘要：沪军都督府是革命党光复上海后设立的一个军政合一的临时地方政府,该府宣告解散后专门设立了财政处,负责清理该政府成立期间的财政收支事宜.其清理结果,命名为《清理沪军财政处查造沪军款项总分表》.该表为人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全面展现其财政收支状况的资料.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其实包含军需科和财政司两个系统.前者代表革命党意志,其运作方式有较多的传统色彩.后者由上海绅商组成,其管理具有明显的近代特征.二者之间的关联与差异,正是革命党与上海绅商关系的体现,反映了辛亥革命在上海独有的地方性特征.沪军都督府宣告解散后专门设立了财政处,负责清理该政府成立期间的财政收支事宜.通过总分表内容与其他史料的比证，对沪军都督府及其相关的史实做了一些史实的更正或确认。
  • 摘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清末民初唯一领袖群伦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的政纲涵盖了当时其他所有革命政团和秘密会社的宗旨,因此,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按西方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的组织斗争系统也较其他任何团体严密,因而使它能领导和发动辛亥革命,并取得胜利.孙中山是同盟会的领袖,他的理想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与西方欧美列强"媲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具有精博的学识,远大的目光,专一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宽宏大度的胸怀.但他的三民主义并不为其他领导成员如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所接受,以致在同盟会内无法形成以孙中山为首的坚强领导核心.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和不愿接受纪律约束的作风和一部分成员的小农意识,往往不顾大局,而流于意气之争.这些都加剧了同盟会的涣散.随着革命胜利的临近,许多成员争权夺利,腐化坠落,远离民众,加速了同盟会的蜕变.1912年3月同盟会活动由秘密变为公开后,最终成为一般的政党,逐渐丧失当年同盟会所具有的革命进取精神。
  • 摘要：教育对人们思想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乃至杭州及浙江辛亥革命的酝酿发动,同样得助于新式教育的开展.综览海关报告、乡土文献、时人记载和追忆等各类资料,或可得见其内容的生动,以及新知识阶层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和贡献等。通过分析近代时期新式教育的开办情况，研究了其学生参加辛亥革命活动，生动地体现了受晚清新式教育熏陶的浙江学子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 摘要：票号是以埠际汇兑为主营业务的旧式金融机构,它是山西商人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的一道独特风景.票号在20世纪初十年,辛亥革命前达到了鼎盛局面.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却很快地衰败,并作为一个行业消亡了,其原因值得深究.本文认为,票号以传统道德伦理作为其辅助制度,辛亥革命冲击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使这一辅助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了票号的失败.指出作为企业发展不竭动力的创新活动，受制于特定社会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也印证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百年发展史表明，票号的落败并不是因为同行的竞争，因为票号自始至终都面临来自同行钱庄、账局、银号等对手的竞争;新式银行、邮局虽蚕食其业务，分割其市场，但远未取而代之;票号也并非败于战乱，实际上，票号诞生后，数次经历战乱，均能自我调整，以适者的方式继续生存。更关键地，票号是亡于其组织制度与辅助制度的协调能力。组织制度与辅助制度的变迁合拍，则票号发展;组织制度与辅助制度的变迁脱节，则票号衰落。这既是百年票号的经验也是百年票号的教训。而这些经验与教训对于百年之后金融业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 摘要：在中国同盟会的发展历史和辛亥革命运动中,山东地区的同盟会组织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近代时期山东地区受列强侵略状况介绍，研究了山东同盟会和青岛震旦公学成立的政治背景，并通过研究英勇悲壮的即墨起义，以及孙中山“非正式”访问青岛，以及孙中山在山东地区所策划指挥的护国起义等政治事件，为探究孙中山先生与青岛关系提供了参考。
  • 摘要：本文所指的革命主要为近代意义上狭义的以武装斗争来实现政权的更迭,辛亥革命还将这种革命赋予了民主共和的现代意义.这虽然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艰苦努力的结果,但就本质视之,是鸦片战争以来晚清社会文化演进的必然.清朝为应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举办洋务,客观上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崛起;而对维新运动的镇压,延误了改革;1901年后匆忙启动的新政,又使改革失控.清廷的倒行逆施,举措失误,为革命"创造"了良机.容闳作为近代第一位留美生,与晚清历史相始终,他与清朝的合作与分离,到最后投入辛亥革命,由一个典型的个案见证了清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自掘坟墓,"制造"革命。
  •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由于关联到根本政治道路之争,即"排满建国"还是"合满建国"的问题,因而受到政、学两界的共同关注.在这方面,不同立场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各有其主张,而且截然对立.他们的主张,既反映了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又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色.从历史进程看，革命派强调种族之别的民族国家认同和相应的现实策略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整体的长远发展，所以一当清朝覆灭民国建立，革命党人便放弃了基于种族之别的民族国家认同理念，转而倡导“五族共和”，认同“中华民族”。
  •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汤化龙以湖北省谘议局议长的身份,抱着改变现状的热情,率先投入武昌起义,为起义后迅速成立军政府,稳定大局,同时带动各省谘议局反正,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义后不久,由于武昌革命党人的猜忌和排挤,甚至被诬为"密电清廷",更由于同盟会的党见,汤化龙迅速被革命党人边缘化.在两面夹击之下,虽然汤化龙此后以立宪派的进步党领袖一度活跃于民初政坛,但只博得投靠袁世凯和北洋的污名.本文希望通过史料还汤化龙辛亥革命中的原貌,指出辛亥革命中的汤化龙，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诚，希望自己“以统一固国基，以秩序求进步”的愿望，能在国家政治转型中得到实现。然而他短暂的一生和抱负并不为世人所理解，甚至遭到杀身之祸。对于汤化龙在辛亥首义中的作用，至今仍被低估和误解。但他“苟利国家死生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书生本色和坦荡襟怀，应当值得后人尊重和敬仰。
  • 摘要：民主革命的勃兴是清王朝覆没的前提，王朝的衰败则是民主革命勃兴的背景。本文主要研究以往被或多或少忽视了的这个背景。试图说明在革命风暴中，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位高权重的满蒙权贵“背信弃义”、“不死君”的真正原因，力图解释清政府内部的脆弱失衡、蛰伏已久的深刻矛盾、现代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才是王朝顷刻崩塌的关键所在。革命党人只是在失衡的关键点上，给予最后一击，完成了清王朝的最终倾倒。
  • 摘要：通过对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辛亥革命前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即当事国都深陷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局面，外来侵略持续不断，本国政府又腐败至极，无力应对外来的冲击。并分析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史，认为它是在西方列强向全世界所有文明核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并几乎要取得成功时，整个世界做出剧烈反弹的一个重要环节;历史正显现它伟大的思辨力量:正当“西方的优势”几乎要湮没所有其他文明的时候，现代化—通过向西方学习—却使不同文明再次走向平等。辛亥革命正是世界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转角点。
  • 摘要：本文通过搜集英文报章对乙未广州起义、辛亥革命的资料，研究了其论点的变化特征，指出无论是第一手史料诸如档案文献，还是第二手史料诸如时人著作，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只看其书面上的文字功夫，奢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不探索产生该证据之背景及其可靠性，由此而写就不问情由的干巴巴历史，恐怕误导性甚强。
  • 摘要：本文将聚焦辛亥革命对亚洲国家产生的影响，同时将对其在亚洲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究。为此文中将集中对辛亥革命对中国周边的代表性国家、近代以后沦落为日本、法国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的韩国和越南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过程中出现的中国与周边各弱小民族间的“以反帝为共同目的的连带”进行讨论。
  • 摘要：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事功、品德,在晚清中国被广泛、持续传播,其形象被从多种维度解读,对于改变中国人的异域人物观念,对于反清革命动员与民初政治走向,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深入剖析华盛顿形象在中文语境中的解读过程,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被人们从形式、制度与思想等不同层面进行释读。中国有尧舜禅让传说,而缺少民主传统,所以对于华盛顿传贤不传子印象深刻,而在制度上、思想上对民主理解不深。华盛顿形象深入中国人心的部分,主要是民主政治的形式。民国初年中国人对帝制敏感,对专制不敏感,是华盛顿形象在中国影响的实际效果。袁世凯在总统名号下而行独裁之事,并没有激起强烈的反抗,但他一旦在形式上也抛弃了民主,便举国哗然,洪宪帝制也应声倒塌。这与华盛顿形象部分深入而不是全部深入人心相一致。
  • 摘要：At first,U.S.press coverag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as contradictory and confused.What is surprising is how skillfully revolutionary activists around Sun Yatsen like Wu Tingfang in Shanghai and Dong Xianguang in New York were able to turn U.S.media coverage of events in China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during the winter of 1911-12.In editorials and news analysis across the country by December 1911, the Manchu rulers were portrayed as corrupt, despotic, and incompetent.The new Republican regime, it was argued, offered the best hope for stability as well as for saving China from dismemberment by foreign powers.The only exception to such coverage was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depended heavily on British sources.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reporting by Americans, the consequences were long lasting.In the wak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U.S.media became much more interested and focused on China-and more willing to openly challenge British hegemony of news coverage.The number of correspondents being sent to China tripled and a new American owned English language treaty port press (China Press and Far Eastern Review) began to compete with the British.
  • 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宣传革命,筹集起义经费.接着他又转赴英国和法国,积极进行筹款和外交活动.表面上看,孙中山的这些活动似乎与武昌起义没有直接关联.但在孙中山看来,筹集充足的革命款项,争取各国的外交承认,正是革命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没有得到各国外交承认,恰是南京临时政府致命的"软肋".着重论述1911年10月至12月孙中山在美国和欧洲的活动情况及西方舆论的反应，为辛亥革命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 摘要：以往关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成果斐然.在这一形势下新的研究如何开展,章开沅先生关于展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扩充研究的观点,许倬云先生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的观点,给人们很大启示.笔者认为将关于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结合起来进行,应是将有关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根据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考察,由于中国现代化后发性及外源性特点,近现代中国历次较大的改革与革命都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都与世界大环境演变密切相关.再结合笔者本人的经济史专业研究,笔者这次拟选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为题进行探讨.笔者认为，结合辛亥革命前国内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宣传及革命期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约法》关于各民族平等的规定，民国初年孙中山的对外经贸思想及其影响，从一重要方面证明了金冲及先生的观点，即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异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十分注重民族平等，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并注重“民族”与“民权”、“民生”这三者相互联系。孙中山民族主义是“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结合，辛亥革命后“大民族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国民革命后对外经贸关系发展史实，也从一重要方面证明了许悼云先生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的观点。
  • 摘要：近代中国最大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怎样才能成功地反帝反封建,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革命家,晚年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并按照俄国的建党建军模式改组了国民党,从而实现了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为了便于理解以美国为师主要是以美国的建设成就为师和以俄国为师主要是以俄国的革命成就为师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孙中山建国方略和革命方略进行简单的辨析。正是基于孙中山在以上宣言中表述的思想，孙中山要创立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就不能不在革命阶段以俄为师，因为他别无选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支持他，只有苏俄支持他，但他和苏俄在建国方略上又有上述的巨大分歧，所以，孙中山选择了在革命阶段主要以俄为师，而在建国的方略上，孙中山还是基本保留了他自己的原有的思路。也就是两个文件同时公布。也正因为如此，实际上，他的建设一个“在俄国之上”的最新式的共和国基本上还停留在虚夸的阶段，他最真实的想法是他在《论人民福利》的讲演中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既然是好朋友，就不是老师，而真正的建国之师则无疑是西方，是西方各国中他认识最直接、最深刻、最全面的美国。
  • 摘要：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人之关系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经好友康德黎多方营救与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转危为安,并从此闻名世界.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于1908年12月抵达英属新加坡,进行革命宣传等活动,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压制.1909年孙中山在伦敦俱乐部与英国资本家进行借款谈判,筹集资金以援助国内武装起义,引起欧美新闻媒体的关注.历史表明，能否认清敌友是决定中国历次革命成功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相关的海外关系十分复杂。通过一些个案的考察知道其中有些是游移不定的，有些是不清晰的，不是非友即敌、非敌即友。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民主共和制的美、法两国始终没有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也没有绝对向革命党关上大门。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给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判断上造成了客观的困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不能很好地把英国人民与英国政府区分开来，把英国政府中一般的工作人员与决定政策的人们区分开来。站在历史的高度，应该予以同情的理解，不宜一味苛求。
  • 摘要：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主要时间奔波在海外活动.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对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发动武装起义具有战略性意义.通过介绍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越南华人华侨概况，研究了孙中山关于华侨与革命关系的思想，在孙中山的实际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义”跟“地方主义”连在一起。他在越南所结识的和参加他的革命活动大部分是广东籍华侨。故此，在他的学说中“民族主义”对华侨来说是最容易理解，也最能唤起他们的爱国精神。孙中山已成功地把在越南的那片“散沙”结合起来，为中国的革命做出了贡献。
  • 摘要：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乘大英公司"马尔当"号轮船回国,1途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于斯里兰卡科伦坡换乘"狄凡哈"号英国邮轮,2再经马六甲海峡并陆续停靠槟城、新加坡和香港后,3终在12月25日驶抵上海.4此次归国标志孙中山长达26年"逸犯"生涯的结束,而接下来他与国内又将发生怎样的关系则为本文考察的重点.通过对其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的政治思想的分析，民初民主政治迄今让人们津津乐道，不仅在它的高度，也在它的宽度，时间已经一百年。民初民主政治所以能有不错成绩，从大处说革命时代，民主潮流，历史合力，从小处言南京开局奠定了基础，而南京开局肯定离不开孙中山，他个人因素占居很大比重。
  • 摘要：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历次农民起义完全不同。它不是改朝换代，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完成民族革命，而且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完成政治革命。巨变震惊世界，各国的记者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变革的报道之中，英国《泰晤士报》反应迅速，对事件做出及时报道。本文选择《泰晤士报》1911-1912年对辛亥革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并结合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利用框架理论对《泰晤士报》新闻报道、社论等栏目的分析，试图总结出报纸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框架及形成原因。通过对报纸的历史文本的研读发现，《泰晤士报》及其记者在对事件报道的过程中设立了两个新闻框架，即在武昌起义初期的“中立观望、清廷危机”框架和南北议和时期的“由支持君主立宪到赞成共和、推袁夺位”框架。在这样两个新闻框架下，报纸起初对革命与清廷两方都有形式上不偏不倚的报道，这与英政府对待革命的政策不谋而合；而从南北议和会议开始后，《泰晤士报》逐渐将报道焦点转向袁世凯，为袁在议和期夺取优势地位的舆论造势，形成了“清廷危机”、“推袁夺位”的新闻框架。
  • 摘要：近代中国与万国电报公会之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拒请到申入的嬗变过程。19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西国的多次请入,清政府皆予拒绝;20世纪初年,清政府再受西国敦请时,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虽仍未加入,但已作入会打算;入民国后,交通部则积极谋划,终使中国于1921年初加入这一重要国际组织。并指出从根本上言，近代中国之于万国电报公会之态度，取决于自身的电报建设情状。19世纪GO及70年代初，当西方电报洪流汹涌冲击中国之时，除极少数趋新人士如李鸿章、沈葆祯、丁日昌等主张引入外，大多则坚决反对。直至70年代中后期，因日本犯台、并球等案发生，使得海疆一再出现危机，才为一些疆臣引入电报提供契机。李鸿章创设津沪线后，中国电报在80年代因中法战争的促动而有较大发展，但与欧美国家，甚至日本相比，表现出起步晚、建设缓慢等特征，因而无论是电线里程，抑或电报管理，其时皆显十分滞后。
  • 摘要：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本人虽然基本形成了五权宪法的思想,但是较之于三民主义而言,他的五权宪法思想其实并未得到推广和宣传,当然也没有成为革命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期间,南方独立各省制订的约法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既非孙中山的本意,当然也不可能体现他的宪法思想,而是与其"五权宪法"相背离的。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某些缺陷而否认其本身的历史价值一样，孙中山通过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10年扬弃、历时20年而完善起来的五权宪法学说，虽然在理论与实践上难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对于当时和后世，仍有其“思想武器”之价值。
  • 摘要：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一生留下了众多思想遗产.对于孙中山思想的价值,以往研究者已多有关注与论述,并且比较一致地肯定了它对于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意义。通过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的普世性的探讨，研究了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指出其思想的局限性及行动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为孙中山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 摘要：本文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上世纪初,日本法政大学曾开设清国法政速成科、专门接受清朝急需的法律、行政、政治领域的留学生的情况。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2000多名辛亥先贤。晚清特殊的时代背景造成了特殊的留学现象,赴日留学的法学留学生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当时特殊的留学环境的影响。可以说赴日法学留学生的构成、活动以及后来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时代背景特征的必然反映。留日法政学生中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法政人才,他们无愧于晚清的宪政运动和北洋政府以及而后的中华政法英杰。在一定意义上讲,法政留学生的作为左右了本世纪初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本走势。
  •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台湾已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使得在研究辛亥革命和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关联时,"辛亥革命与当时台胞的关系研究"成为一个突出的课题.孙中山在两岸的革命活动也更加促使两岸同胞民族民主革命目的、要求和行动的一致性.辛亥革命对台湾武装反对日本殖民统治有重要影响,台湾人民给了日本统治者以顽强反击.辛亥革命对一些台胞回复国籍也有重要影响.本文力求根据新挖掘的资料，通过从国际视野和多角度审视辛亥革命与台湾同胞的关系及其对世界反殖斗争影响，指出孙中山、黄兴和台湾人士的关联，而且呈现了大陆辛亥革命与台湾的关联与链接，辛亥革命与台湾后来文化启蒙的关联，大陆与台湾的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脉络的关联与链接，辛亥革命与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关联，辛亥革命的国际意义等等。
  • 摘要：通过对史学史料《独臂翁闻见随录》作者以及笔记的简介，研究了其笔记风格，并分别从了解中国人的日本观、提供了近代中外关系新史料方面分析了其史料价值，指出《独臂翁闻见随录》具有独特的价值，书中的记载，未必全部符合事实，但为人们提供了走近近代史的新史料。尤其是清末驻日使馆的人和事，描写生动，内容具体，具有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价值。
  • 摘要：辛亥的历史,复杂多样,丰富多彩.辛亥革命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事件,其间发生的大事要事,涉及面广,长时段,多面相,决定了迄今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仍只是大体的,虽然日益细化的研究不断丰富着人们的认识,但对辛亥革命的历史细节的更为丰富的认识,远远不够,而精确认知辛亥革命细节对于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辛亥革命,永远是重要的基石.通过对辛亥革命政治性的探讨，指出在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不能仅仅看到其缺陷，也不能局限于它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界定。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延续、丰富和发展，其影响不仅仅是结束了中国的千年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也对亚洲各国民族独立革命和世界思想、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意义不容低估。
  • 摘要：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在辛亥时期,它与国粹主义,三民主义并列为三大思潮.关于这一思潮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开展进行,并取得成果.本文试图从钱玄同这一视角,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指出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其激进程度几乎无人出其右。钱玄同激进思想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影响。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他在五四时期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武器和思想资源，是他激进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
  • 摘要：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主要业绩就是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他提出了比较先进和科学的民主革命纲领,组建了民主革命政党,坚持了武装反清斗争,创建和捍卫了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实现了从封建帝制到共和国的划时代的政治变革,导致了具有民主主义启蒙性质的思想解放,激励了"实业主义"的昂扬,涤荡了陈腐的社会陋习,为后来的进步、革命的浪潮打开了闸门,成为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步伐.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变革在终极意义上未能完满结束—一没有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亦未彻底改变人民无权与贫困的状态.当民主革命新阶段到来后,孙中山决心"另为彻底之革命运动"。
  • 摘要：辛亥革命是一场导致持续两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崩溃的社会政治革命,此乃中国历史上空前之大事件.武昌首义之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相继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和中国最近代化的工商业都市,中外联系宽广,水陆交通便利,群集"各省之力",实际成为了担当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心城市.孙中山曾言:"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本文将考察辛亥革命在上海的进展历程,尝试探究辛亥革命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层面,即革命的地方性或者城市性,辛亥革命在上海是一场城市革命.在此,辛亥革命并不能被当成旧制度的断裂,而是将其看成是传统中国君主专制(尤其是中央集权)在若干世纪中出现的变化达到的终点。
  • 摘要：民初党派纷争,政局动荡,人事变动频繁,仅在元二年间,内阁总理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代)、熊希龄等人先后粉墨登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投射在教育领域,表现为教育总长蔡元培、范源廉、刘冠雄(兼)、陈振先(兼)、董鸿祎(代)、汪大燮等人轮番走马上任.本文深入探讨北大严、章、马三任校长相继更迭的前因后果及其相互关联，尤其是重点考察革命党人对严复以贯之的排挤和攻击，可知当时的政治斗争不仅表现为革命党人与北洋集团激烈争夺组阁权，在北大校长这种次要位置上的争夺也是寸土不让，对严复这种政治上的边缘人物也是毫不妥协。民初北大校长的相继更迭及其政治动因，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民初复杂政局的认识。
  • 摘要：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书报检查是其统治各种思想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对各种书刊检查的过程中,外国因素始终存在,并占据突出地位,表现在:在检查中多是支持与配合,在制度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继承,尽管列强对清政府的书报检查政策总体上是引为同调的,但在清末的最后数年,列强在舆论上的批评与指责多有发生.列强无论是在舆论上的批评与指责,或者是在行动上的对抗与斗争,客观来说,对革命书刊的传播,对革命风潮涌起有一定刺激作用,但从国际背景看,则是列强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是殖民主义权力扩张的典型表现。
  • 摘要：宋庆龄虽然没有参加辛亥武昌起义,但她在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夭折的革命低潮时期,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革命队伍.她参加了反袁、护法,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无愧为辛亥革命的一名战士.继而,她以全部精力协助孙中山在艰难困顿中推进革命,起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辛亥革命对于宋庆龄来说,是她真切学习和认识自己祖国的大课堂.她在革命实践中,在血与火的锤炼下,逐渐成长为坚强成熟的革命战士.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以毕生的精力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国初生的民主共和制度,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行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捍卫孙中山用以指导辛亥革命和建设民主富强的中国的三民主义,弘扬和发展孙中山遗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一路进击.在不断的与时俱进中,宋庆龄从革命民主主义跨进了共产主义的行列。
  • 摘要：产生于近代西方的"人权"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其被吸收消化的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梁启超等人鼓吹"民权"开始,但"开民智、兴民权"的实质内容限于"开绅智、兴绅权",这一过程一直延宕到辛亥革命时期;第二阶段贯穿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以要求普遍的个人自由个人解放为特点;五四以后的第三个阶段,以个人为主体的人权转型为要求民族自主权和劳动者群体的社会政治权利.这三个阶段的观念对今天探讨和实践人权仍然都有影响.对"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畸轻畸重常常在中西人权对话中造成僵持.面对现实探讨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保护和改善人权的事实反驳恶意的攻击,才能真正开拓新时期中国人权研究的新局面。
  • 摘要：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反,有许多材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或在解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透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到,清帝逊位后,由于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迁都南京,南方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不但表示不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而且在欢迎专使蔡元培与袁世凯会谈时,又主动撤去了要其承认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的议题,因此,袁已经没有了为争都而策划兵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在南方坚持的南下就职问题上,袁一开始就表示"极愿",但由于北方人心未定,加之袁对于南方的底线尚不清楚,故又表示难以即刻动身.随着双方函电往返和人员接谈,袁对南方的妥协态度有了清楚的了解;东三省宣布赞成共和,大大缓解了袁南下的后顾之忧;袁又急于实现统一,于是着手安排南下行程.然而,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其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并与袁的亲信曹锟等密谋发动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南下就职.兵变后南方被迫同意袁在北京就职,袁因此成为兵变受益者,但由于兵变失去控制,蔓延至津、保等地,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也遭受重创,并影响到了新政府的借款计划,从而使新政府建立之初在财政上遭遇极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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