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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

第五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

  • 召开年:2018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8-10-13

主办单位: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会议文集:第五届全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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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货币的产生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不仅仅反映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更体现了国家商品经济发展的脉络,是一种经济文化的结晶.现代货币学研究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成长都需要货币来维系、润滑和调节.”任何一种货币的制作、大小、发行、流通情况,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动荡或安定,经济的萧条或繁荣.加强对货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本文主要以货币制度包含的内容为横向标,以时间变革为纵向标,系统论述秦汉时期货币制度变迁的历程.
  • 摘要:均田制崩溃、租佃制发展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是唐宋变革论者立论和争论的焦点,但鲜有论及期间发生的有经济学意义的变化.借助新古典经济学,可知变化有二:唐宋租佃制,尤其是分成制,成为更有效率的契约安排,因而迅速成为主流;地祖率下降刺激佃农增加劳动力投入,带来其自身、社会和地主收益的共同增长.此前租佃制虽长期存在,但效率低于奴隶制.魏晋以来“客”的普遍化,标志租佃制在扩大,但并未扭转低效率的局面.“客”的卑微化及其免役权就是证据.故魏晋仍是奴隶制占优势的时期.北魏均田制将奴婢作为应受田口,开启了奴隶变为独立小农的进程,因此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和人身依附关系由强转弱的临界点.唐宋间不存在上述变革.
  • 摘要:在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前,称量银已在明中叶的中国社会渐成广泛流通之势,这首先应归因于国家货币制度和祖例政策的接连失败,但其背后有着显见的市场作用机制.正统中后期,在经历了之前政府的大力救钞举措后,宝钞在低值层面稍有起色,但正景之际的政治变乱严重冲击了宝钞体制.与此同时,铜钱与实物货币实际并主要支撑着基层的市场交易.然而,明廷囿于祖宗成例依然限制并打压铜钱,国家认可的制度性货币逐步陷于“真空”状态.随着商业的恢复和市场的拓展,长期通货紧缩的局面无法避免.面对市场上通货不足的局面,国家与市场俱作出了反应.国家“救市”的做法为:先解禁铜钱,而后整顿钱钞法,禁止私铸,乃至不断重开铸局,却连连受挫.市场的反应则步步先于国家:民间挑拣私铸之风很早兴起,物价逐步抬升,继而私铸钱泛滥成灾,难以禁治.“格雷欣法则”式的劣币竞择现象在景泰至嘉靖时期的中国社会,达到了极致性的呈现.最终,源于民间的稳定通货——白银因需求进入市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之势.行钱地区多出现“银进钱退”的现象,但白银并未完全取代铜钱;未行钱地区,白银及多种实物货币同时流通.货币流通在地域上依然呈现分割化、细碎化等欠深度整合特点.
  • 摘要:清代的粮价问题成为近年来经济史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研究者在使用粮价数据时,对数据的可靠性尚缺乏全面的研究.本文从数据的遗漏程度和重复程度两个方面来定量评估“清代粮价资料库”中数据的可靠性,以三十年左右时间进行时段划分,对每一个府级政区的粮价数据质量进行检测.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影响粮价数据可靠性的制度性因素,分别从粮价报告制度执行流程、辅助性措施和粮价相关联制度的施行三方面进行分析.学界在利用清代粮价数据时,必须对具体时间和区域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后才能进行相应的分析,同时还要兼顾不同区域的粮食产销地位、行政区划范围以及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
  • 摘要:本文从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中的市场主体、各市场主体对茶叶质量的态度等方面入手,剖析了制约近代中国出口茶叶质量改进的关键力量,并构建了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作为贸易和金融中间商的口岸茶栈对茶叶质量改进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口岸茶栈的利益追求与茶叶质量改进之间的冲突(或不相容),是制约近代中国出口茶叶质量改进的主要障碍之一.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口岸茶栈与制茶号(生产者)之间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导致制茶号只能从口岸茶栈获取短期贷款,而难以获得用于提升茶叶质量的长期信贷.此外,制茶号改进质量的激励不足、中间商与金融制度的多重信贷约束、政府无力的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近代中国出口茶叶质量的改进.本文的结论可为当下中国对外贸易“由量到质”的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一定的启示.
  • 摘要:近代外商在华企业不仅长期在资金和技术上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在企业制度方面也领风气之先.优先股作为近代西方股份制企业中特种股份的重要类型之一,亦被诸多外商在华企业作为重要的融资工具引入中国,并对其企业的权力结构均衡和融资成本优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近代外商在华企业中的优先股作出系统分析,并探讨其与华商企业优先股之间的关系,不仅对进一步了解近代外商在华企业组织制度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完善近代中外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
  • 摘要:作物生产指标是判断其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地位与作用的指示器,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数据统计的混乱,学术界对于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实际生产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对此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判断.本文在对大量第一手历史数据进行辨伪、比勘、修正的基础上,利用传统约简式统计方法,对玉米、番薯两种美洲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总产、单产等进行了细致估算,分析了美洲作物对农业生产的深远影响,厘清了学术界对清至民国时期美洲作物在农业生产中地位和影响的一些争议和模糊认识.
  • 摘要:本文在重建政府行为序列的基础上,结合清代粮价数据,以1776-1840年华北小麦市场为例,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法和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政府行为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影响.数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行为对市场整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熟的制度设置为政府行为提供了保障,政府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多以灾害应对的形式展现,政府的“强势”并不意味对市场主体的压制.
  • 摘要:16世纪以来,美洲等地生产的机制标准化银元大量流入中国.起初,使用银元不仅需秤量计算,与银锭、制钱汇兑时也常需贴水.然而,银元在与银锭、制钱的长期竞争中,优势日益明显,流通数量和区域均有大幅增长及扩张,进而成为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流域通商口岸的主币,市场偏好银元也使得上海、广州等地洋厘常年居高不下.光绪十六年以来,各省根据鹰洋形制及成色仿铸的银元,逐渐成为市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清季民初的币制改革,均以银元为国币,并建立了“元”“角”“分”的货币体系,“废两改元”则实现了银元对银锭的“货币取代”.银元胜出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银元形制统一、价值稳定,节省了一定的检验费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对传统秤量货币的优势:另一方面,清季民初,各省和中央政府的推动也是银元胜出的重要原因.银元是从秤量货币到信用货币的重要过渡,以银元为准备金的纸币发行对1935年的法币改革也有直接的影响.
  • 摘要:晚清时期,铁路厘金产生之后,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在税政领域尤为凸显.由于铁路较多运输商货,因此对于货主而言,利用制度初设的不完善,设法规避新出现的税收对于自身可能造成的负担,便成为一种趋向.铁路厘金的使用者,即地方督抚和厘局则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确定法定征收的事实.就浙江硖丝运宁被苏州铁路厘局扣留案而言,表面上是因为浙江省与江苏省度量衡的不同,实际上反映了铁路厘局自身对于税收的稽征能力.在铁路运营事业中,铁路厘局作为征收铁路厘金的税政机构,已经显示出自身独有的社会影响力.
  • 摘要:晚清时期,由于内地政局动荡不安,盗匪、改良派、革命党人等各种社会力量均对军火有着很大的需求.而相对宽松自由的军火交易环境以及界址未定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澳门成为这一时期外洋军火走私内地,特别是广东地区的主要来源地.通过火药承充的专营制度,澳门华商基本控制了从火药原料到相关行业的军火买卖,充当了澳门军火走私运入内地的重要桥梁.总体来看,澳门军火走私的社会影响是复杂的,其最突出表现就是使得华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的局势更加动荡,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 摘要:“七七事变”前夕,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和经济中心,人口辐辏且交通繁复.作为彼时城市化进程重要动因和公共交通力源中心的电车事业,不仅保证了上海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更与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有见及此,电车企业持力满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需求,并对纾缓人口压力作出因应,进而助力于人口的频密流动.由此可见,电车事业与城市人口的覆合共存、相依发展,不仅使近代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更形加速,亦从侧面投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向现代递嬗的独特掠影.
  • 摘要:民国教育近代化变革中,山西凭借其强有力的教育公共化措施,成为当时中国的“义务教育策源地”和“教育模范省”.山西省政府以财政大力支持教育,进行教育实用化、教育大众化、教育财政化变革,使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人教育需求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其对个人和社会都产生了溢出效应,间接增加了家庭收入,并改善了社会学术、技术和人才环境,提高了民众的教育意识.
  • 摘要:1988年以来,随着银行业国际化和网络化的飞速发展,巴塞尔委员会相继颁布实施了三个版本的《巴塞尔协议》.作为全球银行监管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始终坚持以资本充足率作为银行风险管理框架的主要内容,从关注跨国银行的信用风险,到关注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再到从更为宽广的视角理解银行风险,关注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等,确立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巴塞尔协议》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和完善,不仅体现了银行监管思想的不断深化,并在完善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正式成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将国际标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积极推动银行业改革与发展、加强银行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实现了国际标准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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