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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儒学历史传承与转化创新学术研讨会

孔孟儒学历史传承与转化创新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山东青州
  • 出版时间: 2017-04-30

主办单位: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清华大学

会议文集:孔孟儒学历史传承与转化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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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唐宋儒学转型一直是受学界关注的话题,而与唐宋儒学转型相伴而生的最为显著的现象则是道统观念的提出与发展.以往研究注意到韩愈是道统观的提出者,但是在本文看来,韩愈《原道》所提出的道统观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持的道统观有着重大差异.不仅如此,一般视为理学之先导的宋初三先生对道统的看法也与理学家有着大的差异.对这一差异的理解,必须回到唐宋儒学转型的视域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这一差异的显著体现即是传道谱系的不同、所依据经典之不同、对孔子定位的不同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内圣还是重外王的不同.以石介之《春秋》学切入点,正可以揭示唐宋儒学转型的这一富含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复杂过程.
  • 摘要:《洪范约义》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为诸生讲解《洪范》的讲稿,于1941年完稿刻印.与历史上《洪范》的政治性诠释相比,马一浮以《洪范》的道德意义统摄、覆盖单纯的政治性论说,根本上扭转了《洪范》的诠释方向.复性书院讲学期间,正是日本全面侵华愈演愈烈之时,马一浮极力凸显道德价值,展现人的本然之善、性德之真,以此对治道德虚无论和对人性的怀疑;在乱世中,他借助《洪范》的道德性诠释,对西方功利主义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显示出对道德的绝对坚守、对进德工夫及人之境界提升的可能性的确认以及现代社会中对传统经典价值的坚信.
  • 摘要:汤一介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思想之研究和文化振兴之努力,晚年思考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未来而提出"新轴心时代",其体大思精的理论阐述与哲学洞见,对中国与海外哲学界、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易学虽然并非汤先生专治之学,然而在哲学范式内展开《周易》与哲学问题的诠解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在建构中国解释学的视野下,汤先生的易学论述更加带有反本开新、会通中西、发掘普遍价值的特色,为当代易学研究的深化、融通、鼎革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 摘要:《论语》中"三月不知肉味"之"肉"系肉食之肉,"三月"非韩愈、程颐所谓由"音"字所衍,"月"亦非于省吾所谓由"日"字所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图"是思虑义,"不图"即不意、未料;"为乐"之"为"是动词,系学习、操习、练习之义,该用法在《论语》及其他古籍多见.代词"斯"指代同章中前述之"三月不知肉味"这一学习状态或精神程度,即好酒好肉亦不思的沉湎痴迷状,此即孔子所自述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状.孔子闻韶学韶且三月不知肉味的精神状态可与《孔子世家》、《韩诗外传》、《孔子家语》述孔子向师襄子学鼓琴的故事相比照,此可共见孔子的艺术趣味及学歌学琴的精神沉潜.
  • 摘要:本文用古代文献和天文岁差相结合,论证"太极生两仪"与"帝出乎震"的年代.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600年太一为北极星,北斗有九星,这是太一太极、九宫学说诞生的神农、黄帝时期.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97年,帝星靠近北极,北斗九星变成北斗七星,《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宋儒所谓先天八卦)变成"帝出乎震"(宋儒所谓后天八卦).
  • 摘要:现代性的重要标志是主体性.它体现为理性、自主性与个体性.传统儒家学说中并无主体一词,亦无自我概念.与之相关的"主""体""自""我"等也不包含主体性观念.它们是德性之我.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儒家道德不是主体的自我立法,而是公有的德性"立法".故儒家伦理不是自律性伦理.欲概念体现出某些主体性属性.但是儒家却主张无意、无我,从而祛除潜在的自我.这种无主体性的哲学与现代文明有些不和.
  • 摘要:"格物致知"是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且深具认识论意味.因此,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是考察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抑或说,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不可回避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明末清初以来,学界一直存在格物致知与科学是否有关之争."有关论"者认为格物致知包含对外物客观规律的认识维度,因而与科学有关;"无关论"者则坚称《大学》格物致知的本义是关于修身的功夫论,与科学无关.两种观点聚讼纷纭.究竟如何看待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呢?与其他概念一样,格物致知概念是流动的和变化的,因而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也是流动的和变化的.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代对格物致知及其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争论,难以打破各执一词的僵局,应当把格物致知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置于整个社会历史长河之中,动态地予以考察.若此,或许能找到解决争端的出路.本文将尝试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对格物致知概念的两次重大转向进行梳理,以期加深对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认识.
  • 摘要:儒家伦理并不是纯粹的德性伦理,也不等同于功利主义之类的后果论,而是义务伦理、责任伦理、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综合,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义务伦理是其德性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中介.儒家经典中"义""务""义务"概念和相关伦理思想体现了义务伦理的特质,而儒家建构的无数道德规范也鲜明地体现了义务伦理的深刻内涵.儒家义务伦理不仅具有一般道德义务所具有的他律性和自律性基本特征,也具有内在性、至上性、对等性和多样性,它远不止阐发了道德义务的中介作用,还诠释了道德义务的裁制作用、调节作用、化导作用和导向作用.通过对儒家义务伦理的诠释,将为建构与儒家角色伦理学、儒家规范伦理学同异互现的儒家义务伦理学提供良好的学理基础.
  • 摘要:"内圣外王"虽然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但后来因其精神在儒家得以充分展现,所以成为了儒家所宗奉的根本原则和最终目标.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到《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中庸》的"成己"与"成物"、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再到宋明理学的"仁体知用"、"明体达用",最后到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然坎陷",儒家对内圣外王关系的处理经过了先后、本末、体用、形上形下四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以上四个阶段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内圣外王并重型"、"内圣开出外王型"和"内圣坎陷出新外王型",第一种类型以孔子为代表,第二种类型以《大学》《中庸》《孟子》和宋明理学为代表,第三种类型以牟宗三为代表.
  • 摘要:儒家和自由主义者都关心人道之大,关心政治,但儒家、儒学和所谓的自由主义并不矛盾,至少与理解的孔子和自由主义并不矛盾。儒学的要义是什么?《乐记》说的“礼乐刑政”四字最能概括,最能统摄。无论所谓的宋明心性儒学还是蒋庆老师近几年标举的政治儒学,都在“礼乐刑政”四字范围内而且不如“礼乐刑政”全体而精当。一个光明的礼乐中国需要儒家贡献智惫,一个光明的刑政中国需要儒生贡献力里.
  • 摘要:"责任伦理"概念最初由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而责任伦理学的兴起则源于德国学者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年一1993年)于1979年出版的《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一书.责任伦理学认为,由于行为者履行责任的行为在时间上是一个过程,因此它要求行为人在行为发生之前就能预见行为完成之后可能产生的结果,并努力克服其中负面的东西.韦伯和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与儒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有很多值得对照解读的地方,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做出一些理解.也试图在同情的理解前提下,比较二者异同,指出各自价值,为当前责任伦理研究提供一点新视角.儒家的优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并不存在明显的价值判断与善恶取舍。
  • 摘要:人与儒家到底是何种关系?人在儒家中到底处于何种地位?要合理地说明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儒家健全地认识之上。事实上始终存在两种儒家:作为“在”的儒家和作为“在者”的儒家。“在”的儒家是真正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儒家,她是一种精神意向,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但没有明确的形态,在不断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过程中,既改变自身又坚守自身。同时由于儒家从一开始就体贴出宇宙人生的存在内涵中的本质性内容,因此“在”的儒家既不会为任何时代所穷尽,亦不会为任何压制所消灭。“在”的儒家始终流行不已,生生不息。“在者”儒家则是儒家与具体时代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明确内容和形式的思想体系及制度生活。一直以来人们所认识、关注和批判的儒家都是“在者”儒家。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数千年来都是探究“在者”,而忽视了“在”,但恰恰后者是存在的本质,因此海认为哲学应当转向,由探究“在者”转为揭示在者之“在”。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儒家,如果始终囿于表象的“在者”的儒家而不能达到对真正精髓和内核的“在”的儒家的领悟,这种误解对东方文化来说是灾难性的.本文将就“在”的儒家做出一番探寻,通过这种探寻希望揭示真正的儒家与人的本质关联。
  • 摘要:近代以来,契约观念已成为证成自由的制度基石,儒家要发展现代自由有必要对契约观念做出儒学的解读.汉语"契约"概念体现着自愿平等、责权对价的一般特质,但同时契约观念是随社会主体的历时转变而经历了古今之变,不能笼统的一概而论.对此,自由儒学认为可以通过"诚(仁)→义→知→信"的儒学原理得到阐明.
  • 摘要:朱子之前的仁论有三种进路,分别是从情上说仁、从心上说仁和从性上说仁.在《仁说》中,朱子从德上说仁,综合了历代的仁论.在其中,朱子特别针对二程门人离爱言仁的两种倾向——知觉言仁和一体言仁——进行了深刻批评,矛头直指当时湖南学派所主张的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这种批评的背后是他对性与情的双重重视,与他在己丑之悟中确立起来的心统性情的义理—工夫架构有密切关系.朱子对湖南学派工夫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批评是认为他们没有安放好情,从而也显示出他们对于性的理解也存在根本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在工夫论层面,朱子分别指出了知觉言仁和一体言仁各自都存在两个方面的流弊,而这两个方面又处在不同的方向上,这一点特别显示出朱子思想的深邃和缜密.
  • 摘要:本文认为,本体之心是朱子思想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朱子与陆王、性即理和心即理的重大差异,不在此本体之心,而在此心之发用.陆王认为,发用乃是自足心体的完全呈现,故功夫为反身内向的发明本心和致良知;朱子则认为,发用仅仅是自足心体的有拘限的局部呈现,由此更强调格物致知,而尊德性的功夫也因此知的深浅而区分为高低两个阶段,物格知至前的主敬涵养和之后的正心诚意,唯有后者才与陆王有近似处.二者之间的异同,在他们共同借用的明镜之喻中清晰可见.而这同时也揭示出源自佛老的影响.
  • 摘要:一个学说或思潮能够对一个地区或国家造成深刻且长远的影响,并非横空而有或是一人所可一蹴而就之事,其背后必蕴含着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以及种种推动着其发展和扩张的原因.因此本篇文章分别从历史、人、事、物这几方面去梳理和发掘"朱子学"之所以能在越南传播和发展将近六百多年的原因以及对越南国内在各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脉络性的论述.
  • 摘要:学界向来视阳明学为尊德性之学、朱子学为道问学之学.但其实在阳明学派内部也有独特的道问学开展途径,蕺山学派刘宗周、黄宗羲师徒即为其中代表人物.其理论开展途径有三个步骤:一、针对江右王门与王畿的辩论困境,刘宗周提出物至善无恶说,确立物的本体论地位,以保障心体的真正安立;二、刘宗周提出气一元论和诚意说,把人引向更为广大的天地自然秩序,为物至善说奠定哲学基础;三、黄宗羲通过诠释其师门学术,实现从性命之学向经史之学的学术转型.
  • 摘要:王阳明哲学中的"心""意"关系,有道德意义与境界意义两端,前者为源为主,后者为流为次.就道德意义来看,道德理性将自己表现为意念动机,并通过对意念动机的觉知来把握自身.就境界意义来看,作为情绪主体的心在各种具体的情绪中获得实存,并通过对拘泥于具体情绪的扬弃而回到本真存在的状态.两种意义上的"心""意"关系既有区别,又统一于良知概念之中,共同表征出即体即用、即存有及活动的特质.
  • 摘要:罗汝芳以"圣谕六条"化俗治乡的伦理政治取向,体现在他有关乡约的思想和实践中.他有关乡约的文献主要有《宁国府乡约训语》、《腾越州乡约训语》和《里仁乡约训语》,其中展现了近溪结合王学基本观念和《吕氏乡约》对明太祖"圣谕六言"所作的诠释,以及对乡约与圣谕关系的思考.近溪所主张和推行的乡约以道德劝善教化为主,是个伦理性高于政治性、象征性高于实用性的基层组织教化方式;其中还结合"'乡饮酒礼"和歌《诗》内容,具有复兴周代礼乐教化的倾向.近溪的乡约思想和实践对当时及其后多地的乡约实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晚明的一些族规家训也多以罗近溪《乡约训语》为蓝本制定.
  • 摘要:以王阳明、罗钦顺为代表,明代中期理学家对于理想道德人格的看法相较于正统的朱子学发生了许多转变.一方面,情感、欲望不再被视为消极因素;另一方面,气禀、才力更多被理解为单纯的差异性因素而非德性的遮蔽性因素;最后,客观知识的相对独立意义被忽略,知性的意义只在成就理想人格之辅翼的意义上被接纳.不过明代中期理学家对于理想人格中道德性这一因素的追求始终没有转变,道德的善始终是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
  • 摘要:刘宗周是明末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对《大学》和《论语》的诠释建立起了以"慎独"和"诚意"为中心的心学四书学体系,取代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中心的心学四书学体系,同时他还引入了朱子学派的笃实工夫,厘清了三教界限,重塑了正统儒学,从而纠正了阳明后学出现的虚玄空疏、狂放任情的弊病,开启了心学四书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路径,对儒学在明末清初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 摘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股全国性的大众儒学热潮从各地涌起,成为当代中国最值得关注的文化事件.这波儒学热的兴起自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既是儒学被人为压抑摧折一个多世纪后的强力反弹,又反映了礼崩乐坏现实之下社会对于道德底线失守的焦灼,更是古老的儒家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探寻自己的社会定位以图返本开新的努力.因此,无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现实,大众儒学的兴起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存在的角度分析,传统中国的儒学存在形态包括朝廷儒学、士大夫儒学和民间儒学三部分,近代思想界对于儒学的批评,没有区分儒家义理中的变道与常道,也没有区分儒学在不同社会层面之间的差异,那种以偏概全的全面批判,否定了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普适性道德规范,却忽视了本来应该重点反思清理的对象,即偷法互补社会结构下所产生的朝廷儒学,其结果对于儒学本身和中华民族都是灾难性的。近期的儒学复兴波及了家庭、村庄、社区、企业、学校、机关,甚至监狱等大多数社会组织,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和突出的民间性,其主要推动力量首先来自民间。
  • 摘要:临朐地处齐鲁腹地,沂山作屏,弥水为带,山川秀丽.自汉代建县,己历两千馀年,堪称海岱古邑.此地民虽朴茂,"彬彬风雅或不逮于上邑"(冯溥《康熙临朐县志叙》),然修史续史传统,渊源有自,延绵不绝.据统计,自元代以迄民国,七百年间共出现各种方志二十部,其中官修十部,私修十部,为山东旧志最多县份之一.惜时远日久,多已湮而不彰.今所见者,主要有嘉靖、康熙、光绪、民国四种官修版本,另外还有私修《昌国艅艎》《临朐乡土志》等数种.今存官修方志中,《光绪临胸县志》《民国临胸续志》均有“艺文志”一目,对邑内人士各类著作有较详细的记录。这些著作的创作主体,自然非进士、举人莫属,这是科举时代绝对的文化精英,是文化生产的主要力量。
  • 摘要:孟秋(1525-1589),字子成,号我疆,山东茌平人,明代后期北方王门的杰出代表,与河南新安孟化鲤合称"二孟".黄宗羲以孟秋主张现成良知之说,简而不烦.依照阳明学的内在理路而言,梨洲此说甚确.然就其学说的整体而言,孟秋不仅学宗阳明,且回溯孔孟周程,提出了以"志仁"、"求仁"为宗旨而收摄良知之学于其内的独得之见.基于此种见解,本文对孟秋以成圣为目标的诸说展开分析,并对以此目标为导向而展开的含摄良知学于其中的本体和工夫论展开讨论,分析其良知学在体用一原的架构统摄下的丰富义理内蕴和工夫面相,以见其对阳明之良知说的继承和发展.
  • 摘要:凡人善举,就是通过身边人的善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时代精神,善举就是从身边做起,从平凡事做起.提倡爱国敬业、乐于助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感动吉林》是在吉林省内乃至全国影响很大的选评栏目,这些平凡人的善举体现了时代精神,对激活儒家传统美德,实现传统儒家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按照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价值要求,丰富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内涵,增强感召力与影响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摘要:孝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始基与诸德之首,其本于血脉亲情.父母在世时,人们"孝"敬父母,是对父母生命给予的感念与报答,并指示着人们过上"仁"的道德生活;当父母去世,人们孝祀父母,文理昌盛,并在"追孝"的情感表达中,继志述事,是为"神道设教",推动文教的发展."追"字更多地指向于源头处,反映了先民的文化寻根意识,这种内向固守力使华夏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坠.
  • 摘要:"洪范九畴"作为理论系统是王权和天命的象征.它与"革命"理论不同,前者属于平治天下的大法和基本理论,后者则论证了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关于《洪范》的政治哲学,北宋以前,儒者更重视五行畴:南宋以后,理学家更重视皇极畴.这两畴的重要性与其在九畴中的序次是完全相应的:五行为初始畴,皇极为次五畴(中畴).所谓五行,因其可以施用于民生,故谓之五行.五行是实行王道政治的基础.《洪范》已具备五元的思维方式,通过这一思维方式,君主可以很好地条理和建构其统治的世界.而且,五行本身在上古具有一定的序次性,由此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皇极"之"皇"当训"君"训"王",训为"大"是不对的;"极"当训"中",但它潜在地包含了"至"或"至极的标准"之义.朱子则颠覆故训,以"至极的标准"为第一义.而所谓"皇极",原意是说君王应以中道建立其位.从内容来看,皇极畴包含了中道和"作民父母"的民本思想,它们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涵.南宋时期,由于成为"国是"的关键话题,"皇极"成为官僚集团竞相利用和理学集团极力辩解的观念.今天看来,王淮充满政治实用主义的解释固然是对这一概念的庸俗化,但是朱子充满理学家趣味的解释也未必就切中了这一概念的本意.
  • 摘要:泰、否二卦讲的是治世与乱世的循环往复.泰卦讲乱必有治终还乱,否卦讲治复还乱乱又治,以此警示人们要时时处处勿忘忧患.
  • 摘要:船山认为咸为"无心之感",其卦象兼具"始"与"成"二义,"形色"和"人身"是"感应"之所以发生的前提与基础,而与阴阳、形色"交与为体"的"道"实为感应发生的根源或先天条件."情具而感生",感应为二气之"相与",具有"随感随应"的迅捷性."感"、"应"与"思"皆为心之功能.心为万感之主而其应则有贞淫之别,得失系于一念,感以乱思则害义,故须"思"上用功,治心之要在于"止思虑之滥"、"思不出其位",明一本万殊、屈伸往来之理,立体起用、内外交养.君子用咸之道在于观万物之情与行咸临之治道.船山的咸卦阐释体现了"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时代关切与辨佛老、崇正学的理论建构意识.
  • 摘要:朱骏声除了小学之外,易学也是其极擅长的学问.有关其易学如《六十四卦经解》等的研究,目前还鲜有人问津.本文先考察了其易学的主要著作和特色.其中,《六十四卦经解》是汇集前人注解、间申己意的著作.若对此书的内容不加甄别,很容把书中其他人的易学当作朱氏本人的.至于甄别的标准,不能凭大字、小字来判断,而是要根据实际内容进行核实.朱氏长于训诂,其解《易》的首要特色便是以文字声韵之学进行解释;其次,朱氏精通天算,这鲜明地反映在《六十四卦经解》和《传经室文集》中.通过分析,朱氏解《易》表现出鲜明的历史主义和文本主义的特色,可以说是民国间高亨等解《易》路径的先驱.由此可以看到经学"瓦解"的过程.另外,朱氏对王夫之易学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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