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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公共管理论坛

第一届公共管理论坛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福建泉州
  • 出版时间: 2017-06

主办单位:;中国社科院;;华侨大学;;

会议文集:第一届公共管理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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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民主的思想谱系聚焦于民主话语的萌芽、形成及其发展变迁的演进历程,本文聚焦于观念史的视角探究民主观念在不同时期的兴衰演进,理解民主思想的内在结构以及民主体制有效运行的分析框架.从柏拉图到托克维尔皆曾以谨慎的怀疑姿态看待民主,究其原因在于对"多数人暴政"的担忧,不受法治约束的民主会导向"极权式的民主".民主的运转需要法治来维护,这体现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反映了权力的归属,其实质是主权在民,即"民有";另一方面反映了权力的行使,将权力委托给由社会选举的少数人所组成的政府来治理,此种委托—代理的关系则形成了"民治".民主思想的历史光谱为理解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镜像,注重法治与效率的国家能力建设,维护公众权利,回应公众诉求,促进公共性的有机成长构成了深入推进民主有效运行的基本框架.
  • 摘要:儿童社区照顾是社区照顾的重要内容.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儿童社区照顾成为社会新难题.该文结合福建晋江"四点钟学校"案例,探讨如何构建儿童社区照顾新模式.文章认为:晋江"四点钟学校"模式的特色在于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化运作、专业化服务,这对于推进儿童社区照顾模式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实践中新问题,可通过构建主体多元化服务体系,加快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化建设,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儿童社区照顾新模式.
  • 摘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失灵的事件时有发生.文章以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法为框架,以三亚市H棚户区改造事件作为案例,深入探究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失灵的内在逻辑.文章认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失灵的起因源于政府的"经济人"理性,并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决策的价值考量,经过充分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成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失灵的内在逻辑.
  • 摘要:破解拆迁难题与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密切相关.拆迁既具有协商属性,又存在很高的协商难度,既具有复杂性,又具有可解决性.拆迁协商难源于三重因素交织:多元诉求多层主体是正常之难,是拆迁涉及高额利益分配的客观常态;各主体非制度化协商盛行是反常之难,其可能引发矛盾累积、新增、升级,是拆迁难题的核心症结;公共舆论的过度解读削弱了拆迁协商属性,进一步加剧协商困难.当前拆迁博弈处于高风险的中间状态:未达到基层协商民主理想状态,也并非皆是剧烈对抗,而是充斥灰色策略博弈.非制度化协商是基层治理回避和遮蔽矛盾的产物,反映地方政府维稳政治、承包制、社区自治三层治理结构的异化.化解拆迁复杂矛盾需大力推进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基层协商民主,其代表着正视矛盾的态度,蕴含着化解矛盾的艺术,是法治框架下的"柔性治理".
  • 摘要:当治理被纳入国家话语,则意味着政府需要与社会组织、社工机构、企业、各类团体等多元主体建立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在平等和多元互动中应对社会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工作与国家治理体系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治理理论的必有之义.社会工作在国家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促进社会结构的完整与统一,实现社区更加整合;第二,倡导文化尊重,形成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第三,平衡个体与社会及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第四,促进社会公共政策改革,实现社会更加公平与公正;第五,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重塑社会道德感,有助于建立社会安全网络.
  • 摘要: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来应对雾霾问题.政策工具作为政策问题和政策目标之间的桥梁,直接影响着雾霾治理的成效.依据政府介入的程度将雾霾治理政策工具划分为管制型政策工具、市场型政策工具、信息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四类.这些政策工具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作用发挥不充分、应用领域狭窄、实施能力弱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工具,并建立多元组合的政策工具箱,来提升中国雾霾治理的能力.
  •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同时,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威胁,被认为超过了战争、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其他一切威胁.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阶段,老龄工作的基础比较薄弱,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物质基础不够充分,法律保障很不完善,保障意识缺乏,这已经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提出完善资金保证机制,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合理利用老年人才,增加和完善老年人社会救助,大力发展“银色经济”,建立健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养老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体系。
  • 摘要:数字化城管是以数字信息管理技术为基础、采用单元网格和城市部件来划分管辖、通过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两轴机制"以及案件处理的闭环运行系统来实现城市管理的一种科学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够容纳公众参与,而且能够实现传统模式所难以实现的参与形态.然而,在数字城管的运作流程中,公众参与仍主要集中于"信息收集"阶段,即社会公众与信息采集员共同构成了案件发现及上报的主体.在对5个城市数字城管网站的考察中,"信息公开""新闻动态""公众参与"和"数据统计"4个项目的分布较为均衡,而增设或完善"网上打分""咨询建议"及其他服务项目,则能显著扩大参与并为市民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在对5款市民端"城管通"APP的试用中,"信息采集""便民服务"和"地图查找"3个模块的分布尚不够均衡,而集中精力完善并优化专属服务、减少或取消通用项目,则能使其提供的服务更加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 摘要:文章以一个交警执法的个案为例讨论了行政诉讼是否可以起到监督街头官僚执法的作用.研究发现,诉讼作为一种问责街头官僚不当执法行为的监督方式是有效的,但这种监督方式受到诸多制约.行政相对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掌握街头官僚的执法不当行为的信息,这是对街头官僚进行问责的关键.行政机关积极进行撤诉动员则是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激励扭曲,现有的绩效考核制度不仅没有激励行政机关在败诉后改变自身行为,反而促使行政机关努力避免败诉,绩效考核指标设计及绩效考核的强激励是产生激励扭曲的根源.
  • 摘要:2014年2月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文应用社会保险精算方法和技术,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现行政策为导向,对该项制度能否做到"保基本"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让这一制度得以"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完善提供量化依据.
  • 摘要: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引入精细化的理念与原则,以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人性化的思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制度、手段和技术的精细化,实现社会治理活动的全方位覆盖、全过程监管、高效能运作.在新形势下,精细化治理是全面提升宁波社会治理水平的发展趋势和必然选择.课题总结回顾了宁波市在社会治理精细化方面的实践探索与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为今后宁波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提出了主要思路、重点内容和保障措施.
  • 摘要:基于文献研究和政府信息公开绩效评估实践认知,在回顾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历史变迁和分析安徽省政府信息公开个案的基础上,剖析了政府信息公开在制度建设与服务保障、平台建设与应用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描述政府信息公开基本价值取向,利用政府价值取向、公众价值取向和网络技术环境维度互动立方体分析模型,分析了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信息公开价值取向.阐述政府数据开放对政府信息公开价值取向的影响与作用,并借鉴发达国家开放政府数据相关研究成果,从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等视角,给出了与国际数据开放接轨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转型路径选择.
  • 摘要:"河长制"是指由地方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的河流生态治理.它通过强化地方党政领导的环境责任、建立行政系统内部协同机制、实行目标考核问责制等措施,在河流生态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一制度不仅是河流生态治理的创新体制,也是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方面的实践探索之一.分析"河长制"的特色及其在实践中的成效,启示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必须注意三个基本要素:即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机制,从这三个要素出发,要坚持党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运用法治和德治,构建社会共治模式.
  • 摘要:经济发展离不开教育提供的智力支持,武陵山区欠发达的区情很难吸引外部人才,因而,开展区域教育协作,培养本土人才就显得非常重要.基于武陵山区区情,本文分析探讨了武陵山区开展教育协作的必要性、遵循原则及其模式选择,并从建立区域教育协作的责任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及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武陵山区教育协作的实现途径.
  • 摘要: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有理论耦合,在主体上它们都追求多元参与,都以公共协商为基本方式,都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政治贫困与精英倾向、效率降低与成本增加、强势政府与多元参与不足、政治冷漠与公共精神缺失是协商民主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难题.应从构建协商型政府、培育公民的协商合作精神和公共理性、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四个方面化解这些难题.
  • 摘要:在城镇化与征地矛盾并存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何要介入城镇化?如何介入?农民如何应对城镇化?政府与农民如何互动?运用个案研究法对中部地区的H乡城镇化过程的研究得出:在地区经济发展权、土地开发权和地区竞争的客观条件下,地方政府受到土地财政与晋升的内在激励,采用规划功能区、创建试点、兴建基础设施的策略来强制城镇化;农民在安全和利益双重考虑下采取适度遵从与谨慎抗争的应对策略;双方围绕着安置补贴方案展开序贯互动,互动过程为:地方政府城镇化行为——城镇化对农民的影响——农民抗争策略选择——地方政府回应——农民抗争升级或消解.
  • 摘要:社区资产视角强调社区的"能力"和"优势",在服务对象主体性基础上培养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能力并培养社区领袖,关注社区各主体之间网络关系的构建等.资产为本的视角将"三社联动"模式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者的互动植入社区本土环境,关注社区优势资源、充分发挥"社区我"这一主体性,构建"联""动"双方关系网络、推进协同参与社区治理.
  • 摘要:自2015年民政部颁布《关于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以后,各地各类社会组织的第三方评估发展很快.第三方评估主体的能力直接关系评估结果.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主体的应该具备地位独立、技术专业、影响权威的基本特征.其中地位独立由身份独立和经费独立构成;专业技术包括评估技术掌握和评估数据获取;影响权威由政治赋权和技能卓越所决定.第三方评估专业机构需要具备对内管理和对外发展两个方面的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外部能力主要体现为:沟通协调能力和政策适应能力.要提升第三方评估主体能力,需要科学设置内部机构;拓展网络信息技术;提升评估技术水平.
  • 摘要: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基础,从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健康、精神慰藉、家庭养老、对国家政策和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了解等五个方面分析了老龄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从社会养老服务政策、机构养老服务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三个方面分析了服务供给情况及分别存在的问题.
  • 摘要: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市民化政策,旨在让农民工逐步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的市民权利,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市民化政策却出现了目标偏差的现象.文章以东莞市作为研究个案,聚焦于公共教育、住房保障和就业服务三大公共服务领域,考察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存在的目标偏差.这种现象的表征在于政府所提供的市民化政策与农民工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并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目标偏差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存在着目标替代、手段优先以及注意力转移三种主要路径,而在影响因素分析中,资源依赖、绩效压力以及参与缺失是导致目标偏差发生的根源性因素.通过对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分析,推动中国市民化政策的真正发展.
  • 摘要:本文采用现实与预期的差异测量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程度,利用新疆13个地(州、市)72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养老已经全面弱化,其中,经济支持弱化了25.0%,生活照料弱化了5.6%,精神慰藉弱化了30.7%.子女数减少弱化了精神慰藉功能,家庭规模缩小弱化了经济支持功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弱化而是促进了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实现;外出务工弱化了经济支持,促进了精神慰籍的实现.健康状况越差的农民,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弱化的概率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弱化的概率越大;家庭存款的增多,弱化了经济支持,促进了生活照料的实现.年龄越大的农民,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弱化的概率越大,已婚农民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弱化的概率较小.
  • 摘要: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是在改革开放后传统"单位制"逐步解体背景下展开的.缺乏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难以实现.笔者选择Q市S街道,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之以访谈,对公众(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调查分析.居民已经开始在各个层面参与社区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参与主体、方式、效果分析,社区居民、治理组织、保障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参与程度不深、范围有限、绩效不彰等问题普遍存在.
  • 摘要:以"融园"为突破口的大(龙)新(晃)经济协作示范园是积极探索武陵山片区发展跨省协作的新模式新机制.近5年来,该经济协作示范园在跨省协作方面成效显著,但也面临严峻挑战即享受优惠政策差异性、省行政级别非对等性、园区发展实力悬殊性和跨省"融园"协作的起步性等,应从统一领导、抱团激励和战略升格等方面真正突破跨省协作发展瓶颈和打破行政区划分割,真正实现示范园区享受政策同等、发展同步、资源共享和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
  • 摘要:本文在社会治理理论的视域下,通过对怀化市农村地区人居环境的发展特点,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住宅建设、社会民生服务等内容呈现新发展,重点分析怀化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村居民的公民意识亟待培育,农村社会自治能力尚待提升,政府的农村发展模式有待改革三个方面的困境.
  • 摘要: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增加了人们对土地资源需求,也扩大了人类活动范围.人类开展的各种活动对土地生态系统发生深刻影响.人们在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人类活动强度增强,特别是不合理活动导致土地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恶化,生态系统安全受到威胁,土地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探讨人类活动与土地生态系统之间关系,对于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强度,减轻人类活动对土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保护土地生态系统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从人类活动角度,构建人类活动强度模型,测算人类活动对县域土地生态系统影响程度,并应用分析结果,对县域土地生态系统进行分区,利用调控手段对各个区域进行管制,本文选取曲周县为研究案例区.结果显示:①单个的人类活动对曲周县的土地生态系统影响依次为:COD排放强度、农作物产量、土地规划中的管制等级、污水处理达标率、农用地质量等级、污水排放量、水资源利用强度、建设用地面积、三次产业产值、交通道路长度和人口密度;从综合来看,县城曲周镇受到人类活动影响最大,其次是各乡镇驻地,最后是一些重点区域.总之,曲周县土地生态系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处于中等和弱的程度.②对于曲周县来说,包含污水处理达标率以及土地规划中的管制等级的科技进步与保护活动对土地生态系统起到了主要的负面影响,这就使得包含污水排放量和COD排放强度的污染物排放活动导致对该县土地生态系统影响较大,其次是包括农用地质量等级、农作物产量在内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影响到该县土地生态系统健康,最后是开发建设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了土地生态系统影响.③将计算得到的结果对研究区进行分区,可得到超强影响区、强烈影响区、中等影响区、弱影响区和微弱影响区5个等级,并采取超重度调控、重度调控、中度调控、适度调控和轻度调控五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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