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时期今北京市区领有双附郭县起自唐后期.至金定鼎燕京后,双附郭县的名称始稳定为宛平、大兴.二县既为附郭,县治的迁移历元、明、清三代逐渐由关厢地区移至城内.两县的辖境在明永乐迁都后也长期稳定,直至清雍正年间划定"城属"地域才有明显变动.虽宛、大二县同为京县,在"冲繁疲难"的等第体系中,同为最要缺,然县治与县域相隔的行政困境、县境与"城属"交界的犬牙交错、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的多重领导等,这些潜伏在帝制时代的问题随清末新政的展开逐渐显现.民国元年宛平、大兴二县曾乞将县治迁移城外,却不了了之.北洋政府时期,京兆地方的划定虽较清代顺天府地域有所收缩,宛平、大兴二县却仍控制在京兆尹手中.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初定,借由地方自治的兴起,宛、大二县再次涌现移治的呼声.北平特别市成立后,原属京兆地方各县均改属河北省.北平市所能掌控的地域重新回到清代的营汛、"城属"一线.北平市政交通既已发展,必然有扩展地域空间的利益诉求.这时其与省属宛平、大兴二县的划界争端主要集中在大兴县北部的孙河镇与宛平县永定河东岸的模式口等六村.这次划界争端起自1928年特别市甫立,止于1932年北平市同意将模式口等五村街北地区改属宛平县.在此期间,从模式口等六村代表至国民政府行政院,均参与其中,所争夺的对象不过六村的阜青路以北八百余户、三千余人的行政归属问题.模式口各村代表的诉求、北平市政府拖延的借口、河北省政府的被动应对及行政院模棱两可的回应使这一问题迁延日久.此后,1938年、1943年北平市(伪北京市)与两县又有划界过程.考察宛平、大兴二县在晚清民国的县治迁移与划界,可从行政管理的视角透析历史变迁过程中省、市的利益博弈过程及行政地位变化对博弈效果的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