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文会议>其他>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 召开年:2006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06-09-21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会议文集: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全选(0
  • 摘要:中国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其最终目标,十分值得期许。要达到这个目标,大部分人,尤其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必须能够分享城市和沿海的繁荣。本文旨在证明阻碍农民在市场上与其他居民公平竞争的一系列制度障碍中,最不利于农民的制度之一就是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不能自由扩展他们的土地经营规模,土地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无法顺利发育,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保障,并不能用土地作抵押获得贷款。及时的金融服务正是为了应对全球化而急需进行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得以顺利推行的主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农民因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丧失土地,却得不到适当补偿,违背以法治国的理念。长期来说,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民加上大部分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十分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并严重削弱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 摘要: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的重要途径。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传统经济模式、末端治理模式、循环经济模式等三种模式,循环经济模式也称为全过程治理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合理分析中,可以借鉴美国学者托马斯·S·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来探讨和研究循环经济范式替代末端治理范式的问题。通过比较两种范式,可以发现二者确实发生了质的变革:一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重估。末端治理范式中是用人力资源、金融资源、加工资源来开发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始终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循环经济范式中将自然资源列为最重要的资源形式,承认其维生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精神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认为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资源储备,提高资源生产率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二是不同生态伦理得到整合、提升。循环经济范式整合,提升了“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三种生态伦理观,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承认“生态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权利。在这个范式里,人类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应是自然的一部分,既要维护人类的利益,又要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三是对生态阈值的研究得到深化。循环经济范式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认为生态阈值是客观存在的。环境的净化能力和承载力是有限的,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超越了生态阈值,就可能发生波及整个人类的灾难性后果,并且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在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对生态阈值、环境容量的存在予以了肯定,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条件,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并确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四是对深层生态学的研究与追问。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在自然观、价值观、技术观、经济观、社会观等方面有本质区别,而循环经济范式是一种深层生态学,它不仅强调技术进步,而且将制度、体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和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它防微杜渐,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止破坏环境因素的出现。中华文化的合理内核为我们理解和诠释生态问题提供了有效营养。天人调谐是中国自古以来研究天人之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精华。中国古代的天人调谐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发展循环经济符合天人调谐的理念,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这一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思价值观念,重建生态伦理,建立循环经济,发展循环型社会的有益启迪。
  • 摘要:近一年来中国加快了外汇管制放松的步伐,但人民币自由兑换仍将要到2020年才能够实现。从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来看,不仅需要人民币自由兑换,还需要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际化,而人民币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大差异。在现实中,虽然在境外已可用人民币购物,人民币在边境贸易中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计价结算,但人民币尚没有进入国际化进程。如果中国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有可能在尚存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国际结算货币的职能。从长期看,这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 摘要: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这一转轨过程中,显示出了几个重要特点:(1)渐进式改革。这是不同于当年苏联、东欧各国“休克疗法”的重大特点。“摸着石头过河”、“猫论”都是这一改革形式的形象比喻。中国改革顺利展开,没有大的阻力,得益于这一渐进式改革思路。(2)多元化结构。20世纪80年代末,法律上明确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已经从原有的经营体制改革,进入到所有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推进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以国有、集体、私营、个体、外资、股份制等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扎实基础。(3)非均衡发展。80年代以来,中国从政策、理论到现实,处处呈现出一片非均衡发展的特点。不仅地区、产业、城乡、企业、个人之间显示出发展的不均衡,而且社会发展的巨大成绩与存在的严重问题之间,也显示出巨大反差。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历史矛盾、实现和谐社会要求的重要途径,但这并没有否定非均衡发展的特点。(4)高速度成长。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引人注目,这是市场经济改革特别是以上三大特点的综合结果。估计在未来10-20年内,中国经济将仍处在高速增长区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核心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引人注目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在这一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出现的一些特点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重要特点。
  • 摘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已有多时,10多年来,尽管遭遇许多困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任重而道远。上海首先应巩固其作为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其次应跻身于亚太这一区域金融中心的行列,最后争抢全球金融中心的宝座。
  • 摘要: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立国之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最初的各派观点。第二部分分析了两派思想的理论特点及其争论的发展,并指出广义工业化概念的提出是立国之争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理论进展。它表明在两种截然对立的经济发展主张之间,产生了一个涵盖面更广、更切合中国实际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要求的新理念。第三部分的考察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的“立国之争”,其焦点已不在以何立国,而是怎样立国,学术界逐渐就工业化中的农业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第四部分重点探讨中国学者的思想争论是如何转化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原创理论的,认为张培刚从30年代中期就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这一阶段的工作不仅具有原创价值和实际意义,而且为他对后来创立农业工业化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中国学者的“立国之争”及其不断深化的认知程度、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是张培刚攀上世界经济学理论高峰的肥沃土壤和坚实平台;国际一流的理论教育、优秀的现代经济学素养、不畏艰苦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张培刚成功的重要个人条件;拥有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环境,运用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同的专业语言表述,使张培刚为发展经济学的创立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可能。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20-40年代的“立国之争”具有独特的意义。它是中国工业化思想由理想目标转变为现实政策选择的起点,是广义工业化概念(即包括农业工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工业化)孕育和成熟的母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即以此为平台,经过中国学者对当时国际上最新经济学理论的吸收和创新,用规范的语言系统表述的。探寻立国之争到发展经济学的联系轨迹,可以使人们获得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有益启示,即(1)“立国之争”的深层原因是文化观念的冲突,经济变动是文化冲突表面化和激烈化的催化剂。反过来,要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矛盾,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正确的途径;(2)文化的发展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同观点的争论并使之不断深化是其中之一;(3)现代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国际间的交流,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感悟是独具个性的,一旦这种个性与国际上的现代理念相融合,它的典型性才更具文化价值,它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先进文明的一部分。
  • 摘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市42个产业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得出金融服务业与上海经济关联性强、金融服务业自我发展能力强、以金融服务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具有明显的聚集性、发展以金融服务业为中心的第三产业集群与上海经济整体发展相一致,而发展上海第二产业并以此带动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笼统提法有待商榷等四个结论。肯定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的成绩,并认为当前发展上海金融服务业,应该加速金融集聚、充分释放金融服务业自我发展的能量、加快产业融合、优化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产业群发展次序。
  • 摘要:产业外移是企业经营区域化、国际化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向。在接受外来资本的同时,向海外转移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任何经济体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60年代始,台湾产业资本通过对外投资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进而推动新的产业经济格局的形成。这种产业经济发展的战略转移又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的。2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的产业进步突飞猛进,20余年两岸间的经贸交流与产业合作事实上也是双赢的,其中20余年持续发展的台商西进大陆投资更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在台湾产业趋向全球化布局的背景下,结合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演变,研究分析台商大陆投资的发展历程、阶段性趋势,及其区域经济战略合作前景。
  •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探讨经济全球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冲击,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如何去适应全球化的冲击,且仍然保持大陆经济的持续发展。全球化是无可避免也无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它对大陆经济的冲击主要为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因有自主权,为了壮大竞争力,会与外国企业结成策略联盟,或与外国企业组成跨国企业来增强竞争力。可是国有企业,因以公有制为主体,在这方面大受限制,而且国有企业中的政企不分更是影响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最大障碍;而国有企业人事、待遇的决定,因无自主性,成为僵硬的制度,影响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近年来,国有企业成长率低,而非国有企业成长率高。要维持国有企业的持续发展,提高国有企业的自主性才有可能。
  • 摘要:生产链,或称商品链、价值链,系指与完成一项最终商品有关的劳动与生产过程的网络关系。伴随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布局,生产链已演变为全球生产系统,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市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城市建设快速推进。本文在回顾全球生产系统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从全球生产系统角度对上海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进行分析。
  • 摘要:自2001年开始,课题组连续五年进行“香港及上海都会城市竞争力比较”的调查研究。2005年的调查仍然沿用“国际都会城市竞争力金字塔三级构面”竞争力指标问卷调查。调查中用作评级的三级基本构面包括经济持续发展条件(20项指标)、引入投资环境(10项)及全球化形象(2项)。调查于2005年11—12月进行,共访问了248位香港与上海的本地和跨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受访者中,香港有168位、上海有80位。被访者需要对香港及上海就32项国际城市竞争力指标进行1—5分的评级。
  • 摘要:人口和劳动力是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发展与创新的基础和动力资源。创新,首先需要创新人才。本文从人口发展的角度出发,考察上海与其他世界城市在人口发展上的区别,经验揭示上海进行城市创新过程中的人口与人才差距。本文第一部分从创新理论出发,分析了创新对人口发展的基本要求,并在创新定义和创新扩散理论等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创新所需要的人口支持系统框架;第二部分对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在城市创新所需要的人口支持条件进行了国际比较,揭示了上海与其他世界城市在城市创新中的人口差距;第三部分在全球化和城市网络的背景下,对上海的城市创新趋势和人口发展趋势进行探讨,研究和预测分析上海在城市创新进程中可能需要重点应对的人口问题;最后,从人口管理和人口发展方面给出促进和推动城市创新的人口发展和人才管理政策建议。
  • 摘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在16世纪以来一直突飞猛进,其进步不懈的原动力在于国与国之间不断的冲突和竞争迫使各国不得不变革以求生存。而法律和选举也可以被视为分裂、竞争和冲突在个人层次上的延续,是将竞争“内化”,即使之根植于西方社会内部的竞争机制。竞争导致变革和进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分化和冲突。中国在经济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根据本国的特点,鼓励不同层次和不同方式的竞争,同时重视竞争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矛盾。
  • 摘要:通过2003、2004和2005年在中国广东省潮州市枫溪陶瓷专业产品区和越南河内市嘉林县八幢陶瓷专业产品区的调查,本研究发现这两个专业产品区在中越两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扮演不同的角色,并认为两国不同的分税制度是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
  • 摘要: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能仅以哲学的思维来思考。中华文化是本土的,也是全球的。中华文化的伟大在于它对人类尊严的维系、世界秩序的平衡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都有永恒的价值。它的源头是来自公部门的:私部门的以及第三部门的。这正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流课题。因之中华文化对世界秩序的建构是一种“治理”的网络,而不是统治。中国人讲的“王道”正可以从全球治理的网络中找寻。这种发展正是一种发展的建构模式。美国学者拉什维尔(H.Lasswell)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社会发展变革出现的思辨模式都可以称为发展的建构。它明确地指出从出发点、前进点及目标点之间的过程是一种制度形态。”他更认为没有任何事是一定发生的,但其发生在我们的认知中有科学力量可以作为佐证。事情的发展部分是可能与部分是机会。“发展的建构就是帮助我们在整体上澄清目标、注意趋势以及估量未来的可能性。”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机会。从本土化与全球化来看,中华文化正是一种发展的建构。
  • 摘要:本文概括地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界面对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提出的一些概念、命题和理论,并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既要根除“我族中心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同时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对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 摘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矛盾:社会分化、社会结构中自下而上的流动性差、社会冲突频发、随着社会的流动公民的权利不能得到落实。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来看,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是达成社会的和解与合作,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解的重要条件。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坚持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坚持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是要完善和保障公民的权利,扩大社会各阶层实现政治参与,使不同的利益群体在体制内能充分沟通和协调,逐步提高社会组织化的程度。
  • 摘要:任何企业都在社会中运行,都必须利用社会资源,从社会上取得利润,因而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成两大部分:(1)三个“关爱”:关爱员工、关爱环境、关爱资源,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做到的;(2)三个“社会”:来自社会、回报社会、回归社会。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之后,就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如果贫富差距过分悬殊就可能会导致社会动乱,因而要通过三次分配来缩小差距。第一次分配是“按劳分配”:依据效率优先原则,贫富差距主要在此时产生;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收分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达到第一次平衡;第三次分配是富人(本文中主要指民营企业老板)自觉地捐献,建立各种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用以帮助社会困难群体。发达国家的第三次分配金额往往大于前两次分配的金额,富人的捐献资金超过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这样就保证了社会的基本和谐,而目前,这一点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做得远远不够。笔者所在的富大集团,将企业慈善事业的重心放在教育事业上,因为“读书,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无论一个人具有多么优秀的先天禀赋,也要经过教育以后才能真正成才,发挥才干,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所以,教育不仅让每个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具备“造血功能”,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改革开放至今,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讲一直是春天。随着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势成燎原。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中的一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个方面,中国国民经济和民营企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同步扩大,中国的基尼指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22,到现在已经接近0.48,整整翻了一倍多。基尼指数是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0.4,因此,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更为严重的是,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贫富差距似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所以,以下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先富起来的人们(其中极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老板)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老板有了钱之后,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老板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是一个民营企业如何看待和对待社会责任的问题。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