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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5-12-26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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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主要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探讨托马斯·库恩在其"范式"转变中的提出的"不可公度性"问题.对于比较研究本身也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在种(species)概念层次为不可公度者,在属(genus)概念层次为可公度。库恩之“范式”的鲜明的结构主义的特色,与“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的称号似难相容,与从量变到质变亦似是而非。库恩以为人文科学必待能以“范式”方式进展方能列入现代科学之林,恐更属武断。
  • 摘要:"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的论争是英美分析派历史哲学内部生长出来的核心议题和论辩,这股思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本文尝试以曼德尔鲍姆的观察和批判作为论述的线索,以展示"历史解释"与"历史叙述"论争的过程及其细节,并作出一些总结.首先,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解释"讨论是对欧洲大陆历史主义传统中将自然(自然科学)与历史(历史科学)分成两撅的反叛,他们摒弃了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历史认识"路径,聚焦于经验主义传统的"历史方法";其次,分析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仍是在"历史解释"的框架内来讨论的,历史叙述本质上还是一种历史解释,这虽说与7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有所交集,但已貌合神离.
  • 摘要:刘家和先生从哲学的高度指出:"比较研究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刘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是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用以说明时代特点的共时比较;用以探索历史发展趋势的历时比较。比较并非单纯寻找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的相同和差异,而在于找到事物间的本质联系,了解其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历史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比较的,但具体到某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时,就必须找到一定的视角和联系,找到作为比较的中介物,这就是比较的前提,亦即为什么而比较,比较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比较研究并不是将用以比较的事物的各个方面都用来拿来对照,而应该就其中的关键问题加以比较研究,所以找到可比较事物之间的关键点是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二。
  • 摘要:在中国史学界,专业的中西历史比较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盛行的,并且取得较好的成就.由于学术理念的差异,这一学术研究范式在运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求异"与"求同"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求异"的学术取向,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直接秉承了近代以来中西比较的理路而展开.中西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必然会使得两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相当复杂与模糊,难以用单纯的“同”或“异”的尺度去审视与考量,而各种史学流派的观点的“积淀”与“叠加”,更增加了对之研判的难度。因此,不能在学术取向上纠缠于“求同”或“求异”的理路,必须在强化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理论的修养、指导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有的学术成果,对诸多的中西历史现象作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式的辨证比较,尤其要注重分析哪些异同是实质性的、根本性的和必然性出现的,哪些又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和偶然产生的;哪些体现了自身的独特性,哪些又彰显了双方的通约性,进而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在诸多个案比较的基础上探寻各自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与双方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 摘要:林志纯(笔名"日知")先生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2012年,五卷本的《日知文集》出版,201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日知世界史奖"也顺利启动.在重新阅读日知先生生前著述的过程中,笔者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和体会.本文即围绕日知先生的历史比较研究思想,结合他的有关论述和研究实践,从日知先生对历史比较研究本身的思考、历史比较研究实践的一个主题和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上的两个特点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历史比较研究是日知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之一,他不但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本身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还身体力行,把这种方法充分运用到了整个中外历史研究的实践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课题.
  • 摘要:大儒之效是指大儒治国之功效.在荀子看来,大儒不仅是天子三公等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同时也是精通儒学的治国之才.这一"大儒"的理念正是在人类精神觉醒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理想政治模式,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 摘要:历史是按照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发展演进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由蒙昧走向开化、由野蛮步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即氏族社会.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即氏族社会。国家的产生是对氏族制度的否定,但它在产生之初又必然或多或少地带有氏族制度的痕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与氏族制度的区别有二:按地域来划分国民,设有公共权力,后者是国家的本质特征。公共权力既是对氏族制度下处于萌芽状态的“公共权力”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它的扬弃和否定。
  • 摘要:近年来在从事希腊化文明与丝路关系的研究方面,面对大量的看似容易,也很有兴趣但又无从下手的种种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最新发现的大量的域外文献和考古资料,常常感到犹如进入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大漠深处,不知路在何方,但经过努力,还是对一些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和发现。究其原因,就是在注重中外古代文献史料比对的同时,力图用新的考古材料,如新发现的城市遗址、钱币、碑铭材料和古文字的解读来对自己的一些初步的想法进行佐证。其实,陈寅烙先生早就提出应对“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刘先生早在黑劳士制度和轴心时代研究中就首开先河,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而自己正是这种比较之学潜移默化的受益者。
  • 摘要:"虚壹而静",出自《荀子·解蔽》393.其为《荀子》所言之"解蔽"提供了具体方法,因而对塑造《荀子》认识思想的总体特征,有关键作用."虚壹而静"的释义,于是成为研究《荀子》认识思想所无法回避的步骤.事实上,此问题的研究价值并不仅限于此,一切与"虚壹而静"有关的内容,皆需将其义释作为基础:譬如"虚壹而静"与《解蔽》所言"尽道"的关系,以及"虚壹而静"与"类"的关系等.关于“虚壹而静”的释义,于是得到一种既可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相协调,又可与“壹则尽”相符合的新见解:“虚”,不以旧识妨碍新知的获取:“壹”,能够将所有知识纳入一个有条理的、统一的体系中,以令知识间不相淆乱,以求(在获取知识上)趋于全尽之境界;静,不以迷乱的念想妨害思虑。总之,虚壹而静是指有意于获取知识,有法于整理知识;并在此过程中,保持思虑的清醒。
  • 摘要:罗马帝国早期的重要学者琉善与中国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都具有战斗的理性精神和对宗教批判的态度,也都生活在信仰与政治深刻交融的古代世界.对比二者的宗教批判思想和个人经历,在世界古代史的视域下考察古代东方的思想空间,为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环境提供了新的外在标尺,让看到:王充在东汉时期获得的思想空间,不亚于琉善在"理性自由时代"的罗马所拥有的.汉代文人的思想还是享有一定自由的.
  • 摘要:斯特拉波对"东方世界"的描述,塑造了罗马人的主导地位.罗马国家处于"人类居住世界"的中心,罗马人在这个世界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在斯特拉波描述的"东方世界"中,无论就罗马人的东方统治区域来看,还是就罗马人强大的东方竞争对手而言,还是就其与东方遥远国家的关系来说,罗马人都展现出优势,管理卓越,军力强大,国力强盛,威名远播,占据着主导地位.
  • 摘要: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研究兴起,并迅速成为极富活力和成就的研究领域.今天,晚期古代作为一种历史分期,已经普遍应用于学术实践.这个概念时间上并无严格界定,大体说来是3-8世纪,囊括传统分期中罗马帝国后期与中世纪早期两个阶段.90年代以来,欧洲一项跨国、跨学科的大型科研项目"罗马世界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World)开展起来,从此"转变"成为述说罗马到中世纪的"主题词".中世纪文明包含罗马文明元素,但不是罗马文明的连续发展和翻版。西方学者注重揭示的罗马与中世纪之间的连续性,其实应当作继承性来理解。
  • 摘要:本文试图借鉴西方学界己有成果,简要介绍西方学界对圣徒传认识的变化。表现为学界圣徒传史料价值的认识。实证主义者将圣徒传视为几乎没有史料价值的虚构文献,20世纪上半叶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将它视为虚构但有史料价值的材料,20世纪70年代以来圣徒传则成为研究西欧中古早期社会各个方面的宝贵材料。学界对从圣徒传中获取历史真实信息在方法论上有了新认识。学界对从西欧中古早期史学的角度看待圣徒传在史上的价值形成了新认识。
  • 摘要:本研究不是对哀悼仪式的细节性复原,而是聚焦于其中的三个主要环节,通过分析哀悼仪式在两种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目的以及社会影响,在找寻同一个仪式对象在不同文化里的表现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中希两个古代社会的葬礼在早期有着程序及表演行为上的相似之处,但随后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认为,这一切都是源于葬礼背后不同的思想观念:希腊人严守一种带有神性规定的仪式程序,却没有涉及现实的社会秩序、政体模式,也没有将其上升到一种理论的高度去阐发.因此,希腊仪式中的程序与表演的成份得以比较完整地延续下来,甚至在现代希腊社会中仍可见其痕迹,但却始终只是存在于民间、停留在仪式行为的层面.而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的先贤们则将其社会理想及政治观念贯穿于种种仪式之中,使之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文化模式.
  • 摘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比较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它能给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思考点。通过罗马与元大都两个古都的比较,能够发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不一定同步。罗马和元大都这两个古都都具备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消费中心等特征,但它们都不是经济中心;皇帝或朝代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中国古代的首都发生变化。在古代中国,朝代可变,首都也可变。而这一规则与罗马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无论是罗马村,还是罗马城;无论是地中海之都,还是永恒之城,罗马始终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可以说是,朝代可变,首都始终没变。首都的建设与所属国家的文化与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文化的一种反映,是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 摘要: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是公元前后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两大帝国引领古代世界潮流,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两大帝国比较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主要有:马克垚先生的《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梁作檊先生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易宁先生的《秦汉郡县制、罗马行省制与古代中西文明的特点》、蔡翔先生的《古代罗马与周代中国父权制思想的比较研究》、朱寰先生的《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农业》、秦晖先生的《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杨周翰先生的《维吉尔与中国诗歌的传统》等.综合各类成果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两者综合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交通、科技等领域,但关于军事制度的比较研究明显不足。事实上,罗马帝国能够成功征服地中海地区,秦汉帝国能够一统中原大地,将当时除游牧民族之外的几乎所有的欧亚文明民族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中,凭借的就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深入研究、综合比较双方军事制度的优劣(军队动员、组织、协助、训练、装备、兵种等)、军事思想的演变,无疑能够发现双方的异同,丰富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比较研究的内涵。
  • 摘要:弗拉维乌斯·约瑟福斯在其《犹太古事记》1-4卷中复述了"摩西五经"的主要内容.他的叙述线索基本上遵循了希伯来圣经和七十子本树立的典范,但也呈现出若干有别于同时代犹太教经典版本的、值得关注的特征.一方面,约瑟福斯在《罗马古事记》中借用了希腊化时期传记文学的道德标准、文字风格乃至特定习语,成功地塑造了亚伯拉罕、约瑟、摩西等一系列具备典型希腊英雄特征的犹太祖先形象.另一方面,他对圣经英雄人物的重构仍旧受到犹太教传统观念的限制,并且不时会受到作者本人对其他民族缔造的古文明的否定态度的损害.上述两种倾向之间形成的张力造成了约瑟福斯《犹太古事记》所描述的犹太民族形象中难以调和的二元矛盾.
  • 摘要:适应性传教策略是明末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制定下的令其在华顺利传教的重要策略,然而中国历史发展到清代,统治者内部矛盾及危机一再显露,而不幸的是耶稣会士却卷入了其中,并与其余各派在华传教士一道大都背离了适应性传教策略.当传教顺利发展到教众增加到一定数量,当传教士可以直接笼络满清贵胃,为他们传播宗教打开方便之门之时,他们己然少了继续从事传播科学译介西书的动机与欲望。日后,当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传教的危害并开始纠正,重新关注书籍译介时,已然有重重阻力了。正是如此,他们最后失去了中国大陆教区.
  •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1400-1535年间的赫里福德主教区主教文件汇编,来统计和归纳“外来”教士所持有的异地授职信的数量和来源地,以及本地教士获得异地授职信的数量和某些去向,进而建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天主教会中教士的地区流动的模式。这些分析可以揭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天主教会和教区的发展情况,其与当时英格兰整体发展情况的联系。此外,教士在其职业生涯早期的动向和职业规划,教士这份职业对于世俗大众的吸引程度,以及世俗社会对于教士的需求都可以从这些分析中反映出来。
  • 摘要:在德国宗教改革史的研究领域,罗伯特·斯克布瑞尼(Robert Scribner)这个名字是同开拓者、奠基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够在某个领域中有重要发现,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斯克瑞布尼却不止于此:他不仅拥有诸多的重要发现,而且还是新的文化理论的提出者和诸多新研究领域的奠基者.正因为这样,1998年57岁的斯克布瑞尼逝世在世界学术界引起震动.
  • 摘要:历史客观性问题是整个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上的一个核心论题.客观性是历史学家工作的理想和信念,也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但是,历史客观性问题并不像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简单透明.从古代开始,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仅就上个世纪来说,继二三十年代有关历史相对主义的争论之后,六七十年代又兴起了后现代史学理论.作为一种更加激进的历史怀疑论,后现代主义从文本和话语层面论证了历史学的虚构性,从而对历史客观性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和威胁.因此,从上个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出现了一种逃离后现代主义的倾向.在当前的后-后现代阶段,摆在史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重新阐释历史学的客观性基础,重建历史理性信念.为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西方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关历史客观性问题的争论,为当前的相关讨论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
  • 摘要:有人以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是不可公度的,因为它们各自内部没有"共享框架";另有人则坚持要在学术研究中杜绝"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的现象,言外之意,好像在现实中存在着某种非中非西或非任何具体文化的标准可以用来作为客观公正的解释框架.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根据或载体,所以,它们是可以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的.这个思想可以用来解决文化是否可公度问题和是否存在现实的非中非西非某具体文化的客观公正的解释框架的问题.其一,文化也是具有个体性的事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而是可以用相同标准来衡量的.只不过,衡量的标准可以不止一个,因为文化间的同异可以在不同层级、不同侧面、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加以衡量.但同一标准的使用是有限度的,历史地看,文化之间总会有同一标准无法判断的情况,这说明文化既是可公度的,又是不可公度的,两者互为限度.其二,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都包含在具有个体性的具体对象之中,理想的客观标准不能脱离现实的个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在比较研究中,除了"以西释中"、"以中释西"或任何类似的做法及其综合使用之外,没有脱离任何具体文化的公共标准.合理而可行的,是在具体文化之间采用"会通"的办法,即取任何文化中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方法和术语来衡量文化的内在结构,如此而己.
  • 摘要:本文试图在梳理西方比较史学历程及其特点的基础上,观照中国比较史学的实践,分析双方的不同特点。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比较史学虽然在方法上与西方并无本质不同,但双方还是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不同。从发生发展角度来看,中国比较史学的缘起并不比西方晚,其涨落基本与西方一致。从从业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学者始终以史学工作者居多,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分野也没有那么大。从研究内容和比较单位来看,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在古代,以中西古代史(古代中国与古典西方,主要以希腊罗马为比较对象)、社会形态(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等问题为主要切入点,近现代史的比较罕见。从比较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比较史学也与西方不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国家(个体性或差异性)的建构似乎不是主题,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统一性甚至同一性)是主要出发点。在比较史学是否成立问题上,受托马斯·库恩范式转变的影响,中国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学者往往从不可公度性出发,强调历史或不同文化发展的个体差异。
  • 摘要:从"同"与"异"范畴出发,诠释学的"视域融合"论与历史比较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现代历史比较观念出发,对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进行再诠释,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视域融合"内涵和意义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视域融合"观念与历史比较观念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助于对历史比较体系中的"同"与"异"关系进行历史、逻辑和辩证的理解,达到深化和完善历史比较的理论与方法的目的.以"同"与"异"的认识范畴为基础,将"视域融合"和历史比较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历史比较观念的深入发展.
  • 摘要:本文的研究有三个层次:遵循古代中西史学的内在理路,以重要史家的理论为点,从点到线(脉络),从史家学说之异中见其所同,从而揭示古代中西史学历史理论在扬弃之中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分别研究中西史学历史理论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具有可比性的观点,从异中见其所同(对同类问题的认识),从同中见其所异,从而揭示古代中西史学历史理论的特点。把中西史学历史理论的特点提升到历史思维方式的层面进行比较,并且在宏观上考察历史思维特点对古代中西文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 摘要:古希腊人与先秦华夏人均将自身之外的人视为"他者".在两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中,血缘、文化、政治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但三者在古代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具体作用不同.古希腊人重视自身与蛮族的文化差异,也未忽视双方血缘的不同,而政治则影响着血缘、文化因素;而先秦华夏人则主要以文化而非血缘区别自身与夷狄,同时政治亦发挥着其影响.上述差异应与希腊、华夏的内外关系及三因素的特性有关.两种不同的族群观念,对两国历史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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