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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

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

  • 召开年:2004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4-09-27

主办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

会议文集: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全选(0
  • 摘要:经贸需互补才能共同发展,学术需交流才能促进繁荣,历史科学尤其如此。特别是20世纪的世界各国史,国际环境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仅是当今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也是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刚性要求。这种交流好处很大。首先,不同国别、环境的历史亲历者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客观地了解历史的真实的面貌。其次,不同资料、档案、文献的交流可以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了解历史面貌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也有助于在比较中去伪存真。再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交锋,有助于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科学性。既然是不同角度的考察,差异就是难免的.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和结论,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文中列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和对粉碎“四人帮”的看法,在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上,中外学者的一些不同见解。从上述分析出发,作者提出:历史科学的特殊性、历史研究的主体性、国际学术交流的必要性和调整研究态度的必然性等翻个问题,供学界同仁参考。
  • 摘要:从狭义上讲,现在的中亚主要指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五个共和国;从广义上讲,中亚还包括上述五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蒙古、中国的新疆、俄罗斯的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等。苏联解体之后,在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但由于这一地区蕴涵丰富的矿产资源并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导致新的政治集团开始结合,新兴国家的地位不断巩固。同时,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外部势力无秩序的竞争也开始不断增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背景之下考察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既可以表明中国的发展状况,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对外关系战略中的新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外交更加成熟的背景下,扩展其在中亚地区的外交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外交。2000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4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北京成立了秘书处,在塔什干成立了反恐机构执行委员会,并达成了多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长期协议。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正在加强其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 摘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充满了不对称性和对称性的复杂关系,其中潜藏着挑战,也蕴涵着动力和机遇,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欧关系之中。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表现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等三个主要方面,在这些不对称性中同时又包含着对称性,并孕育着发展中欧伙伴关系的机遇。中欧双方需要相互理解对方的“方式”,寻求对称性与互补性,创造共赢局面,推动合作伙伴关系的继续发展。
  • 摘要:“9·11”事件使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确立了以美国为核心以反恐为普遍主义目标的国际安全阵线。第二,美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急剧高涨,如同有人强调有60多个国家的人在世界贸易大厦工作,所以对世贸大厦的攻击就是对全世界的攻击那样,美国国民中普遍认为,由于美国社会是世界的典范,所以星条旗可被看作是超越国界的全人类的普遍象征。反恐的普遍主义和美国的爱国主义当初之所以看上去像蜜月般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缘于上述想法。但是,美国的爱国主义在理论上是与普遍主义相反的。是单边主义性质的、因此从反恐一开始就存在与普遍主义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后来,布什政权发动伊拉克战争所依据的是2002年9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的“先发制人”的理论,它违背了联合国主导的原则,是在没有安理会支持和承认情况下所采取的单边霸权主义行动。这时,反恐的普遍主义和美国的爱国主义(单边主义)之间的紧密结合就出现裂痕了。这种国际政治的新局面也必定对亚太地区的地区安全,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若干分析。
  •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和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的迹象.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微妙变化,一方面使中国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中国领导人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在中国外交思想方面实现了重要转变,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不结盟”“不打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战略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支持任何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更加强调发展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由此突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
  • 摘要: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方清楚,中方最为关心的必然是日本如何解决与台湾的关系问题.日方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会谈中大平正芳外相就台湾问题做了一个专门发言,他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宣读如下:“日本政府今后当然也不会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完全没有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想法,对台湾不拖任何野心。对于这一点,希望(中国方面)信赖日本政府。”中日邦交正常化已30余年,日本政府基本上没有突破其承诺的框架。1997年桥本龙太郎首相访华,他在讲演中明确表示:“我国今后遵守《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方针没有变化……我国今后也决不可能支持‘两个中国’及台湾独立,总而言之,日本真诚地希望,关于台湾的问题通过海峡两岸当局者的对话得到和平解决。”在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中,“日本方面继续遵守日本在《目中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再次表明中国只有一个的认识,日本继续维持与台湾的民间及地区性往来”。当年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的承诺,成为30余年来中日关系大发展的“原点坐标”之一。“原点坐标”是不能改变的。一些日本学者为保存面子而以时过境迁为托词故意漠视这一历史记录,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仍然存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企图扼杀新中国。毛泽东提出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口号。新中国采取“另起炉灶”的方针,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坚决划清界限,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急于谋求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首先大力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及政治思想影响,“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通过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坚决而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事业,新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为此,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争取与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同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以积极的态度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情况及其对华政策并不完全一致,新中国在处理同它们的关系时,既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又区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的具体情况,实行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即在国际社会中根据自己的理念展开活动。50多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和时代特色的不同,中国的国际理念内涵有发展,重点也有变动,但作为理念始终坚持的主要有:一、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主权的理念;二、各独立主权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三、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理念;四、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各种文明之间具有包容性的理念。它们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既有改革前“一体化”文化的塌陷与解体,也有启蒙主义思潮的涌流;有精英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冲突、碰撞与合作。也有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与解构;有传统文化的固守与转型,也有主流文化各自内部的“众语喧哗”;有渐行渐远、欲去还留的理想主义的崇高,也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喜庆与狂欢;有分化、消解整体性和主流文化的“暴动”与“哗变”;也有重建整体性和主流文化的新宏大叙事。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执政党的文化理论与政策,分析从“一体化”的文化建设理念与方针,到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高扬主旋律”的多样化的文化观念与政策演进,评价其效果;第二部分,概括和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和政策,指出了市场经济、信息时代知识分子问题上面临的新挑战;第三部分,概括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格局。分析三种文化形态各自的特征、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整合和重构问题。
  • 摘要:自从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理论出现以来,80多年问,形成了三次大规模引进外国文论的高潮,其中有两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一样,一直是在与外特加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中运行的。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原因,中国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理论的交往关系,形成了一些独有的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是深入推进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特点包括:中国文论家在使用西方文论的观念和术语时,总是偏重于自己的意向和理解,始终意识到西方文论需要“本土化”即“中国化”;中国文学理论面对它的外部世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学者往往倾向于“批判借鉴”,使外国文论成为协助中国文学理论争取自身合法性的一股力量;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长时期是外国文学理论的学生,但从来不是外国文学理论的附庸。既保持自身特点,又汲取别人长处,走自己的路,是中国文学理论运动的一个传统。可以这样说,追求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尽管有时受到干扰和轻视,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它一直没有中断过。中国文学理论要培植科学的“原创”意识,努力实现名副其实的“中国化”,这是每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文论家的唯一选择。
  • 摘要:人类生活在地球大气中,人与大气不可须臾分离,它影响着人们的科学文化活动,以至致治、军事、宗教等一切活动。气象科学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随着先进文化的兴旺而兴旺。我国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又是古代世界气象知识的重要发源地。中华民族对天气、气候的探索出来已久,走过了辉煌的历程。五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作物生长、发育、成熟、繁殖与春夏秋冬的更替相对应,作物生长发育之顺利与否,又与天气关系密切,因而就对天气与气候的变化规律加以关注。我国自办近代气象事业,是从1912年成立中央观象台开始的。以竺可桢等为代表的气象科技工作者艰难探索气象科学的发展之路,开拓了近代气象的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气象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现在,中国气象事业已成为世界气象组织中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气象大国,在国际气象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赢得了世界气象同行的瞩目。
  • 摘要: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始终为一些学者所诟病。本文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对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其思想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来源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社会保险思想的诸多著述和在根据地的一系列实践。因此,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争取劳动和社会保障权而斗争的继续,又是我们党政治诉求的实现形式;既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又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既符合计划经济的制度约束性并为保障计划经济的顺利执行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前苏联经济模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在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之后,本文最后总结说,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看,建国前、建国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历史阶段,其福利思想和实践可以分别称为“求解放”、“谋幸福”和“图发展”,所体现的分别是“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它们在本质上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当前建立的“统账结合”半积累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制度创新,这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
  •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构想、日本-东盟自由贸易条约(JAFTA)构想、韩国-东盟自由贸易条约(KAFTA)构想、印度一东盟自由贸易条(IAFTA)构想形成原因的分析和产生经过的简要阐述,探讨了东亚经济圈的构想所面临的问题,论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所关心的课题,是双边经贸合作以及多边经贸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亚洲国家在21世纪上半期势必实现的宏愿。而4个1+10构想的实现,又将是实现东亚经济圈构想的有效途径和保证。
  • 摘要:在实施现代化政策的进程中,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富有成效的宝贵经验,为渴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模式.本文着重研究中国现代化政策中一个很少得到研究的方面——安全战略在现代化政策中的作用,并将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比较。在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组国家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改革的背景、起点、面对的国际环境是那么相似,在改革结果上又是如此惊人的不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两国在国家安全政策,首先是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实质性差异。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是优先的,战略标准可以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话来表述。而俄罗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确定与国家安全利益相联系的标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安全范围内的主要法律法令都是把政治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将俄罗斯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第一,中国在整个90年代把现代化战略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而俄罗斯却是放在形成新的政治法律体制、国际联系和加速改造所有制、推行市场经济上。第二,中国现代化战略包括了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措施,而俄罗斯并没有将保障经济安全的战略措施列于优先地位。第三,俄罗斯失去了1991年前存在过的党政监督体制,又未能建立起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监督的新体制,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领域进行控制的可能性,以致经济改革给经济和整个社会带来损失。而中国保留并完善在此以前和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党政监督体制,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强化了与经济犯罪的斗争。
  •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发下内容:(1)中国和俄罗斯(前苏联)两国曾经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方面具有本质相同的特点;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基本相同的问题,都需要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具有可比性。通过从中俄改革历史比较两国改革特点,总结其经验教训,不仅会把围绕这些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也将对两国改革进程、对人类文明积累产生影响。(2)从斯大林逝世到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几个阶段的改革。这些改革由于不能坚持到底,因此没有达到“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个预定目标,但其中每一次改革目标和内容的发展,都为以后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的改革预示了方向,积累了经验;每一次改革都多少缓和了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3)本文特别注意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所实行改革的一个特点,即从其最初所倡导的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的转变,而政治改革是从“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开始。中嚣在改革刚刚起步后,1981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大规模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说明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但戈尔巴乔夫“重评历史”却一步步走向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道路,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联系苏联各族人民精神支柱的崩溃,最终导致国家解体。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经验最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全面和不带偏见地思考自己国家的特点,清醒估计到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点和弱点,最大限度保持和继承自己国家历史上最珍贵和最丰富的财富。
  • 摘要: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认真实施“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到2000年已经基本上达到了20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了在2020年将中国的GOP再增加3倍,并建立“小康社会”的任务。但中国现代化的内涵远不只是建立“小康社会”,在这一进程中还有着其他一些坐标体系。由13位学者组成的小组编写的系列报告《中国现代化报告》赋予中国现代化的概念以切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使我们可能具体地认识中国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性,了解中国现代化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是;第一,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赶超”战略总体上是有效的。第二,中国经历了同时实现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即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非常独特的时期。第三,中国各地区现代化发展存在水平上脱节的问题。因此,对中国而言,地区协调发展和实施现代化战略过程中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极为重要的。
  • 摘要:对中国现代化经验国际意义的内涵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对于预测当代文明的未来具有深刻的现实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和解决国内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馓出了榜样,而且为中国与国际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可以成为;肖除发达的北半球与落后的发展中的南半球之间差距的基础。民族特性和传统对于一定文化类型的属性起着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并考虑本国的特点及其历史传统时,才可能使它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选择,才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展了邓小平的理论,这不仅在中国国内有巨大意义,而且为正在寻求克服经济文化落后、走向效率和文化复兴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经验。这一经验对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同样是极为宝贵的。
  • 摘要:中国是对外开放传统悠久的文明古国.新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的努力。1978年以前,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禁运、中苏交恶和“文革”冲击,中外经济关系有过三次大的曲折,导致总体上处于半封闭状态.1978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从半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逐步融入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从而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对外开放催化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其次.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缩短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三,对外开放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同时,对外开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消极影响:第一,出现了明显的发展不平衡。第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海外资本的涌入对国内原有产业造成了剧烈冲击。第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全面引进,动摇了原有的科技研究开发体系。这些问题有待于解决。经过15年的努力,我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有助于促使经济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外部条件,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做出了贡献。加入WTO的后过渡期我们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实践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于提高本匿公司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 摘要:20世纪40年代末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也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从此走进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谋求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同执政的国民党(1927年后主要是蒋介石集团)联合一决裂一再联合一再决裂,直到排除自绝于中国革命的蒋介石集团,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筹建新中国的胜利产物。更是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来,在各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从事政权建设《如土地革命时期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等),从地方到中央再到全国,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全面实践共产党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的必然结果。
  • 摘要: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当代中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圆满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由党内高层一批关键人物组成的关键群体。华国锋是首倡者。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吴忠等人的全力支持、帮助和配合下,华国锋负责组织、领导和指挥了这场特殊斗争,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关键人物的功劳!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一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核准和查实,以期获得完整、准确、真实的认识。
  • 摘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变化影响着中国。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善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抵御住了苏东剧变的冲击和西方对华制裁,同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具体表现在:从苏东剧变中吸取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科学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发展党内民主,改善觉的执政环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建设;实行切实有效的反和平演变的政策与策略,巩固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中西方政治文明竞争与冲突是长期存在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 摘要: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01~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 摘要:随着中国国内战争的进展,苏联驻中国《北平》总领事馆的领事管辖区不断缩小。 1948年9月,本文作者对此前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军政首脑的傅作义将军做了礼节性拜访。傅对后来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前沙皇军队军人的命运感起兴趣来,本文作者的详细答复可能对他后来决定将北平和平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于1948年12月开始的对北平40天的围城中,国民党士兵大肆抢劫当地的苏联公民,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北平后几小时,北平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叶剑英就访问了总领事馆。本文作者对他讲述了国民党部队的暴行,并请他帮助追回被抢劫的财物。北平和平投降后,本文作者接到了斯大林签署的关于停止总领事馆活动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莫斯科指令本文作者与周恩来及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夏天,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代表来到北平,举行了民主党派的全国会议,召开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会议。本文作者在出席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盛典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信件转发莫斯科,并建议和中国的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的早晨,莫斯科的电台和报纸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承认人民中国。第二天,本文作者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和大使馆参赞。1949年12月,本文作者作为苏联参赞护送毛泽东至中苏边界。1950年初,本文作者去了广州,处理与苏联驻前国民党中国大使馆财产有关的事务。
  • 摘要:总结五十多年中国金融的发展历史,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48~1953年:新中国金融的初创时期;1954~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也即胚胎期的金融;179~19191年:改革初期即发育期的金融体系;1992~1997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开始,金融进入生长期,重点是发展贷款业务;1997年以来:中国金融发展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形势和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是:认清国情,明确目标,建设发达、强健、高效的基础制度和金融制度;发挥开发性金融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消除瓶颈制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摘要:本文研究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陈云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论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了我国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
  • 摘要: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中国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编纂学上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始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推动力是1921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证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集体对建设经验的重视和善于借鉴有益经验、拒绝无效经验,保证了在寻求发展中的新重点甚至突破口方面,取得好结果。党适应时代挑战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它们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党的自身建设和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活动。对改革过程的回顾表明,20世纪80年代党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运用了许多20世纪50年代党的建设的理论)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保证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开辟了在政治领域内渐进变化的道路,并创造了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渊源于党和国家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提法,也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政策。新的领导集体,就像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一样,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政策重点。加强政府在所有方向和领域,尤其是农村的社会政策,被认为是对改革政策的重要补正。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发展政策中“以人为本”的意向再次强化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方向。尽管政治体制改革仍在逐步地、分阶段地在各个不同方向和以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着,但大规横的政治变革显然是未来的事。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使中国的今天就像孙中山时期那样,仍然把解决社会方面的问题摆到第一位。这决定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必然会采取谨慎态度。
  • 摘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变化影响着中国。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善于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抵御住了苏东剧变豹冲击和西方对华制裁,同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入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道路。具体表现在:从苏东剧变中吸取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科学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发展党内民主,改善觉的执政环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建设;实行切实有效的反和平演变的政策与策略,巩固政治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中西方政治文明竞争与冲突是长期存在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 摘要:粉碎“四人帮”的斗争,是当代中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圆满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由党内高层一批关键人物组威的关键群体。华国锋是酋倡者。在叶剑荚、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吴忠等人的全力支持、帮助和配合下,华国锋负责组织、领导和指挥了这场特殊斗争,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关键人物的功劳!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一些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核准和查实,以期获得完整、准确、真实的认识。
  • 摘要:本文所谓的“当代中国研究”,是指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存在着四个问题,即地区研究与理论之间的矛盾,研究与政策实践的矛盾,当代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矛盾,说汉语的人与说英语的人的矛盾.要使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向前发展,需要在这四个问题上加以改进。
  • 摘要: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一直重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这与俄罗斯和中国在20世纪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及两国存在共同边界所具有的意义密切相关,也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苏维埃俄国援助中国革命的影响有关。苏联和俄罗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过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即1949~1957年,这是在对新中国进行详细了解的基础上,开始积累史料的阶段;1958~1966年,这个阶段在有关史书中出现了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篇章;1966~1979年,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明显加强的阶段,在此阶段不仅成立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机构,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问题举办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特别是编写出多种版本的史书;1980年至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被普遍关注并被国际化的阶段;研究的原则性、客观性、独立性、彻底性在这个阶段体现,导最为明显。
  • 摘要:本文通过介绍和对比海峡两岸,以及英语世界对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现状,指出大陆的改革开放、台湾的国族认同、世界形势的变化,都是影响对中国当代史认识的重要因素;另外,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探讨了它们对最近50年中国当代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 摘要:邓小平复出时,不但面临严峻的国内政局,而且面临中美关系正常化徘徊不前的困境。打破中美正常化僵局的重任,历史地落在邓小平的身上。但是,在1975年整顿之时,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新进展的国内国际条件尚不成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同时,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稳固的国内政治基础。与此同时,他在历史关键时期亲自主持指导了中美建交谈判,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实现了中美建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改革开放掀开新的一页的同时,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和邓小平访美也使中美关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 摘要:随着中国国内战争的进展,苏联驻中国《北平》总领事馆的领事管辖区不断缩小。 1948年9月,我对此前不久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军政首脑的傅作义将军做了礼节性拜访。傅对后来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前沙皇军队军人的命运感起兴趣来,我的详细答复可能对他后来决定将北平和平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于1948年12月开始的对北平40天的围城中,国民党士兵大肆抢劫当地的苏联公民,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保护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进入北平后几小时,北平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叶剑英就访问了总领事馆。我对他讲述了国民党部队的暴行,并请他帮助追回被抢劫的财物。北平和平投降后,我接到了斯大林签署的关于停止总领事馆活动的指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莫斯科指令我与周恩来及一系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触。夏天,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代表来到北平,举行了民主党派的全国会议,召开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会议。我在出席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盛典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信件转发莫斯科,并建议和中国的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10月2日的早晨,莫斯科的电台和报纸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承认人民中国。第二天,我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和大使馆参赞。1949年12月。我作为苏联参赞护送毛泽东至中苏边界。1950年初,我去了广州,处理与苏联驻前国民党中国大使馆财产有关的事务。
  • 摘要:建于1922年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历史显赫,故宫所在地紫禁城的历史更加悠久。1949年以来,皇家收藏品被分而藏之——其中许多稀世珍宝至今仍收藏在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希望有朝一日所有藏品能够获得统一。1949年以来故宫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它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半个世纪跌宕起伏历史的象征和浓缩。本文摘自一部篇幅恢弘的关于中国皇家艺术收藏史的著作①,侧重论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故宫历史。
  • 摘要:20世纪90年代,受苏东剧变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几种思想倾向。作者把这些思潮或社会现象分别称作文化商业化,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或新左派,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启蒙传统受到了来自前三种倾向的挑战。
  • 摘要:中国与西方的纠葛,是了解与认识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以及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基本线索。由此看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了解、分析西方文化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意义独特而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来自外部的冲击。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是在开放和与外界交流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七八十年代青年中一次巨大的心理挫折。迷惘和对现行体制和历史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是那个时期青年人思想意识的基调。而西方思想文化的诱导,则进一步构筑80年代青年一代特有的“内省式”的思维路径:自省一自卑一自责。这种思想特征进入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后,发展为对制度选择、社会进程和国家战略等一系列问题的批判和建构,发展为一种对现存秩序的颠覆性的语境,为随之而来的政治冲突准备下了思想舆论氛围。1989年的政治风波打乱了中国的政治节奏,青年一代为之深深震撼,引发了新的思考,进而改变了80年代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那种“一边倒”的局面。90年代,国家、民族意识中出现的新因素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思潮,其核心内容是,批判和抵制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最终在青年思想意识领域形成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
  •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世界格局的影响,并以自己特殊的文学景观在世界文学中显现自己重要的位置.它以改革开放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深受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的热情和广大作家艺术家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的积极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投身于这样的创造性劳动。另一方面,不止一次的“左”倾错误,又伤害了许多作家,乃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造成文艺生产力的大破坏。后期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指引下,文学艺术走向空前的繁荣和多样。中国当代文学虽然道路曲折,发展中也存在各种问题,但反映了人民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积淀了悠久文化的优秀传统,吸纳了现代世界各国文学的优长和新的经验、新的创造,它必然因自己的现代化而表现出新的对代特色,它使文学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它站在人民的思想立场上去透视生活、评价历史;也以人民的审美好尚为好尚,努力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它向世界倾诉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思想感情,描绘的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这就是它的世界价值之所在。
  • 摘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曾经有过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20世纪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43方案”,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计划”。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评价这三次引进高潮,概述了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引进的历程,指出国际国内背景的巨大变化是三次引进的指导思想、对象、手段、规模有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其次,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方式在竞争中解决全面对外开放问题,闭关自守的拒绝引进或者“一边倒”式的单向引进,都只能是权宜之计。最后,引进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设备,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消化,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扶持自己的工业体系。本文所整理列举的三次对外引进项目内容,也填补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资料空白,厘清了过去一些不准确说法。
  • 摘要: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01~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 摘要:陈云自1931年起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担任国家领导人。他以在指导经济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著称,而实际上,自1931年至1995年他去世前不久,他在制定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中,几乎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和来自殷实家庭,只有陈云既来自贫苦家庭又受到过良好教育。1928年,对缺乏革命信仰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的中国共产党从工人阶级中寻找具有领导能力和献身精神的革命者时,陈云很快就得以提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东北小城镇和农村建立政权,对共产党取得东北的军事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他领导建立了政权的哈尔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重要城市,由他主持接管工作的沈阳成为全国建立城市秩序的典范。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逐渐肩负起规模更大的经济区的领导责任,并继续学习如何应对日趋复杂的经济问题。包括外贸、金融、商业、财政和工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反对“大跃进”政策而受到批判。他拥护对外开放和扩大市场作用,同时以主张谨慎、反对草率行事而闻名。他赢得广大党员的尊敬不仅是由于他在解决问题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且由于他具有朴素的生活作风、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以及对同事的关心爱护。
  • 摘要:“一国两制”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产生了良性影响。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方针的提出,为中国营造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维。“一国两制”向世界表明,中国已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不再强调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还可以增强全体中华民族和海外侨胞的凝聚力,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如果政策对头,施政得当,发挥特别行政区兼具“一国两制”和单独关税区的双重优势也有助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环境中保持稳健而持久的发展。
  • 摘要:在当代中国55年光辉历史上,展现中华文明与东方智慧的“一强两制”理论及其成功实践是一大亮点和一大标志。港澳问题与台湾问题一样,是考验政治智慧的历史遗留问题,在20世纪末已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得到圆满解决。这表明:强大而自信的民族要开放;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宽松兼容、海纳百川是民族大团结、大统一的基调;求同存异、互补共存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资源合理开发与剥用;唯理念创新、大胆探索方可成就大业;以民为本、人文导向,是特区依法施政的基本要求,也是最后的归宿点。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指引下,在基本法强有力的保障下,澳门特别行政区5年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正进入其历史发展的崭新阶段,成为验证“一国两制”的一个范例。实践“一国两制”既是制度刨新过程又是观念转换过程,既是价值提升过程又是能量聚合过程。实行“一国两制”的大局,要求新思维、新理念、新创造、新作为。澳门这个舞台不大,但上演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大剧目。
  • 摘要: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从这时起,如何麓决台湾问题开始凸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开始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之间进行了有限的接触.虽然蒋介石未能在民族大义上迈出关键的一步,但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主张,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之路。这条成功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探索走出来的,经历了奠基、开创、发展三个阶段.它是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十多年的历史,是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是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中国能够走上这条成功之路的原因是:一、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从错误中学习。三、在打压中自强。四、在反倾向斗争中前进。五、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六、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 摘要:纠正和继承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的超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属于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的具体错误这个层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也属于社会主义探索走入歧途的重大错误这个层面。继承毛泽东革命遗产,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成就,它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还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都属于另一个层面: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的层面。邓小平在纠正和继承、拨乱和反正这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政治艺术、政治良心,不但在当时帮助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历史的艰难转折,而且,至今还显示出它的锋芒和力量。全面改革,比起拨乱反正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探索新道路的层面。这就要重新审视许多传统观念,根据历史经验、时代发展和现代文明成果来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观念。这样,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就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这样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的结合,是独特的超越的另一层、更深层的含义。综合这些新的社会主义观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这个理论没有丢马克思,也没有丢毛泽东,但必然说出而且已经说出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合乎客观实际和反映时代发展的新话。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更高层次、更新境界的超越。
  • 摘要: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无疑是人民共和国进程上的重大历史关头之一。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似乎仍嫌偏颇与不足。本文根据新见与已有的史料进行了考察。针对性地指出周恩来逝世之后,媒体造势批周之说,未必是主要原因。即以《文汇报》文章而论,也未必出自中央极左势力人物之策略。在处理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中,毛泽东尽管病重,并不妨其对危机的最后掌握及关键决定的拍板。至于政治局的主导倾向,则力求克制。由于共同的政治利益,那些文革受益者与老一代革命家们,更易形成天然的同盟。此外,本文也对流行的“四人帮”概念提出不同看法。
  • 摘要: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红卫兵运动中的派系形成是有社会历史原因的:“保皇派”是由党员和家庭成分好的学生为首的,而“造反派”是由家庭出身一般的党外学生为首的。根据这个观点,不同的社会利益决定了“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形成。而本文通过研究北京17所高等院校中红卫兵派系的形成发现,上述两大派系的领之袖都是党员、积极分子或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本文认为,导致这两大派系分裂的原因是1968年6—7月问下派工作组造成的。工作组在各高等院校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有的保护校领导,有的则打击校领导,最普遍的是先保护而后转为打击校领导。学生中由于对工作组做法持有不同态度,因而形成了两大派系。本文的结论是,导致1966年8~9月闻红卫兵派系形成的根源在于先前6~7月间发生的事件,而不在于学生中固有的社会利益。
  • 摘要:本论文所探讨的相互关联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E“文化大革命”前夕及过程中用来估计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的主要信息渠道到底有哪一些?作者认为,信息渠道主要有三个,即党政军机关内部的报告制度,全国新闻网络汇集的《内参》,以及非正规渠道的消息来源,如“群众来信‘等。第二,毛泽东当时掌握大量的信息,对整个国家和党、政、军内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什么还是发动并进行了如此误入歧途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作者给予的一个尝试性的解释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对运动做出重要决策时。毛泽东只是把各类信息作为一种“供参考”的依据,而并没有像他以前(特别是1949年以前)那样,把它们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 摘要: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初衷是边防防务,而不是为了出国作战,这从指挥关系、后勤准备和军事训练各方面都能得到说明,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是将国防线推出去使中国不至在边境承受过大的压力,从而从军事部署上进一步证明中国开始并没有介入朝鲜战争的考虑,中国出兵朝鲜是被迫的。1951年1月,在中国看来不是停战谈判的最佳时机,这主要是与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和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有关,而且,自1950年12月“十三国提案”到“五步方案”是一个完整过程的结果,单就其中之一而言并据此得出是与非的结论,似有简单化之嫌。由抗美援朝引出的现实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抗美援朝所确立豹那种冲突反应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该如何理解?第二,在敌我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时如何决策?第三,在经济建设和参战两者之间如何选择譬第四,怎样分析敌我的优势与劣势?
  • 摘要: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政府的力量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农村基层,农村基层政权经历了私有制基础上的乡镇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公社制(“政社合一”);以及1983年以来建立在多种经济成分基础上的乡镇制。无论哪种体制,作为农村基层政权,它都始终存在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它的“事权”,即它到底要承担哪些责任和事务;二是它的“财权”,即它的经费(财政和其他收入)来自何处,有多少,能否与它的事杈相匹配。而1949年以来的中国,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基层政权的“事权”不断扩大,所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而它的“财权”却很有限,受到农村经济本身的制约。这种“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在“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农村民主政治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必然导致农村基层政权将负担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农民头上。
  • 摘要: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2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巨大成功与巨大挫折错综交织的情况,正是党的理论与实践正确与失误交替发生的反映,也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本文从1956年我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时的历史背景说起,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解决当时的急迫问题入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探索。探索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思想理论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也发生不少失误,有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文章对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及其根源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做了具体分析。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回顾起步时的艰难探索,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摘要:新中国第一次取得的成绩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效政策,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有:第一,领导者有预见,胸有成竹地早做准备,在复杂环境中有条无紊在开展工作,临事不乱.第二,新中国取得的成功,是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第三,采取坚决措,集中力量解放社会生活中群众最关心、最感到痛苦的实际问题;对旧社会和旧政权进行改造时,审时度势,有步骤地推进.第四,力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睦的周边环境;独立自主,不畏强,排除任务外来的干预.
  • 摘要:总结五十多年中国金融的发展历史,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48~1953年:新中国金融的初创时期;1954~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也即胚胎期的金融;179~19191年:改革初期即发育期的金融体系;1992~1997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开始,金融进入生长期,重点是发展贷款业务;1997年以来:中国金融发展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形势和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是:认清国情,明确目标,建设发达、强健、高效的基础制度和金融制度;发挥开发性金融在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消除瓶颈制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摘要:从狭义上讲,现在的中亚主要指前苏联在中亚地区的五个共和国;从广义上讲,中亚还包括上述五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蒙古、中国的新疆、俄罗斯的南高加索和西西伯利亚等。苏联解体之后,在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但由于这一地区蕴涵丰富的矿产资源并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导致新的政治集团开始结合,新兴国家的地位不断巩固。同时,政治的不稳定因素以及外部势力无秩序的竞争也开始不断增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背景之下考察中国在该地区的政策,既可以表明中国的发展状况,也可以反映出中国对外关系战略中的新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外交更加成熟的背景下,扩展其在中亚地区的外交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外交。2000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4年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北京成立了秘书处,在塔什干成立了反恐机构执行委员会,并达成了多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长期协议。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正在加强其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 摘要:本文为“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学术总结。文章指出,本届论坛阐述了新中国55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肯定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艰难探索和曲折发展,成功地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客观地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成就,阐明国际环境、时代特点对中国道路选择和形成的影响,同时也阐明中国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对世界的积极影响。
  • 摘要:本文为新华社关于“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的报道。文章提到,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和中国台湾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国内一些科研教学机构的知名学者约50人参加了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160多人列席或旁听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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