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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海洋文化经济论坛

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海洋文化经济论坛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宁波
  • 出版时间： 2014-10-31

主办单位：国家海洋局

会议文集：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海洋文化经济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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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将依据文献史料对义天人宋求法时期的若干问题进行推论求证.义天与宋朝净源法师有着颇为奇异的因缘。当宋元丰、元佑交替之际，亦即公元1085年阴历四月至1086年五月之间，义天人宋游学求法。义天入宋之前就已与宋华严宗净源法师有缘结为师徒关系，双方很多次互通书信。义天和净源之间的书信往来主要通过宋朝纲首李元积、洪保等人进行。而苏轼对高丽高僧义天及其门徒寿介的态度截然不同，对前者谦恭备至，而对后者却恰恰相反，说明他对高丽确有偏见。苏轼对高丽僧的这种心态和行为与宋朝所处的周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辽国雄踞北方，对宋朝虎视眈眈，而属国高丽却采取多边自主外交政策，不希望得罪宋辽任何一方，使得宋朝对高丽产生不信任感。正因为受到这种外缘影响，当时包括苏轼在内的不少宋朝官僚缺乏正常的外交心态，导致做出许多并不应该的行为。
  • 摘要：本文将以《备边司誊录》为中心，结合《朝鲜实录》《同文汇考》等史料，将朝鲜视野下的清代海上贸易进行简要梳理，康熙解除海禁后,清朝海上贸易开始活跃起来.虽然朝鲜与清朝之间并不开展海上贸易往来,但天然的地域关联使得朝鲜明显感受到清朝开海带来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出海清船数量的增加,因海难漂流至朝鲜的船只也相应增多,《备边司誊录》"漂汉人问情别单"将许多清朝漂流船的详细情况记录在案,尤以商船为主,为深入地了解清代海上贸易提供了史料借鉴;另一方面,朝鲜亦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清朝海上贸易范畴,但主要以非法形式存在,其中"荒唐船"贸易最具典型性.
  • 摘要：唐朝成立后，日本继前朝的遣隋使，接连派出遣唐使。两百多年间，共派遣20次，最终于894年停止了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国家计划。由于以唐为中心的东亚局势不断发生变化，每次遣唐使的派遣，都具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因此，对遣唐使航线及时期划分，很难一言蔽之。遣唐使由前期的北线转移至后期的南线以后，明州便成了其主要航线。遣唐使从明州登陆3次(共6船)，分别为659年一船、752年四船、804年一船。遣唐使从明州返航3次(共4船)，分别是661年一船、805年两船、806年一船。遣唐使在明州期间，依照唐朝律令，州府给予使臣优厚待遇，现存历史文化遗存中，仍保留有明州刺史孙阶发给最澄大师的“明州牒”。另外，明州地方政府还补给停留在明州等候的其他人员相关物资。至于遣唐使靠岸的准确地点，由于历史久远，历史遗存全无，目前尚无法判明。不过，根据最澄的“解藤缆于望海，上布帆于西风”来看，大体可以推断，遣唐使船进出于甬江，停靠在奉化江、姚江、甬江交汇处的“三江口”的可能性较大。
  • 摘要：本文基于对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梳理了海洋人事记录、海洋文学艺术、海洋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海洋制作工艺五个方面的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探讨目前保护和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保护和开发的对策.作者认为应建立健全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面开展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和研究，加快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加大宁波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
  • 摘要：本文通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等相关材料,就秦始皇海洋意识形成的基础、秦始皇对海外世界的向往与徐福东渡计划的提出和批准、秦始皇的造神以及水神与海神信仰三个方面,指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探索海洋和挑战海洋的皇帝,表现出对海洋的占有和控制的海洋政治观,他不断到海边巡游,甚至不惜进行海洋航行以战胜"海神"之恶神,正是秦始皇的海洋意识才使秦朝这个内陆发展起来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包括渤海、东海和南海的中央集权之中华大国.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不仅是"大陆文明",也是"海洋文明",从内陆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可以说,将海洋作为陆地的延伸和"天下"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建构海陆文明一体中华大国的基本范型,在秦朝已经确立了其发展的基盘.
  • 摘要：本文从海关档案着手,通过对比1937年、1938年两年的海关数据,分析温州港在此期间进出口贸易的特征以及同当时国内外环境的联系,进而回顾抗战初期温州港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温州港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天然良港，是全国主要港口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扮演过不同角色。民国时期作为表现并非突出的温州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一跃成为全国对外的最重要的港口之一。通过比对1937年和1938年的温州港，可以发现其在1938年直接进出口货物总值是1937年的6倍左右，1938年温州港的贸易额创纪录的达到816万多元，成为了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贸易额之最。在明确贸易额增加的同时，也了解了抗战初期身处浙南的省政府内外贸易的基本情况。不难发现温州港对当时浙江乃至内地抗战大后方的巨大战略意义。笔者希望通过分析温州港海关档案，在探知1938年其出现畸形繁荣的原因、具体表现以及其与浙江省政府南迁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亦希望本文能为今天人们了解抗战初期浙江民众的生存状况提供参考。
  • 摘要：海滨生活是浙江古代海洋诗歌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海洋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人们在一代代的积淀中形成了具有海洋特色的生活方式.这一题材的浙江古代诗歌中有些作品描写了渔村风情,体现了与内陆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土民情;有些作品侧重于描写海村生活的宁静祥和,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感受;还有一部分作品涉及海滨居民生活的困苦和艰辛.这一题材的作品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对比,从而也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 摘要：海洋代表着一种人文化的精神品格,海洋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艺术家的心中,成为海洋文化传统的主导精神,是海洋艺术流派的根.海洋艺术流派主要分为音乐和绘画两大类.海洋地域特色不仅表现在背景的选择、环境的渲染、气氛的营造、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海岛人民的精神气质、性格特征.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大海赋予海岛人民坦荡的胸怀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提倡对海洋艺术流派的人文关怀关注和对海洋精神阐释。海是那么贴近日常生活和本土文化。海洋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人类新的生存空间，亲和是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唯一选择。在未来的世纪，海洋这一主题将持续下去，而亲海将是海洋艺术的主旋律。浩浩大海洋，泱泱生命源，艺术家的思想与灵魂就像大海一样永远不会停息、枯竭。大海赋予了艺术家丰富的创作底蕴和炽烈的生命情感，激励着在广袤的海洋艺术领域探索耕耘，以传神之笔抒写海洋生命之奇美。信息时代人类走向深蓝、进军海洋、开发海洋的豪情。进入新的世纪，海洋本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海洋已经作为一种审美形象进入现代艺术领域，海洋精神得到空前绝后的张扬，海洋艺术一定会达到繁荣的峰巅。
  •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不仅为海洋时代的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海洋影视基地集群作为传统海洋影视基地转型升级的新业态是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新课题,也是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与"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浙江现有海洋影视基地的基础上,以产业集群思维对建设浙江海洋影视基地集群的意义及可能性进行分析,提出构建浙江海洋影视基地集群的相关对策建议.作者认为应该转变思路，以海洋为中心，制作富有海洋韵味的影视产品，突破行政界线，搭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充分吸收民营资本，优化影视产业投入机制。
  • 摘要：本文试从渔船信仰、神祗信仰和禁忌习俗等维度,解读浙江沿海渔民的海洋民俗信仰表现,并结合实际剖析其生成原因.有学者指出，民俗的重要性体现在其通过“俗”的研究来理解“民”，理解作为民主政体权力根基的普通人；通过“民”的研究来理解“俗”的传承，理解“俗”的传承如何构成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根基，让社会能够以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依托文化传统发挥作用的方式得到再生产发展。对浙江海洋民俗信仰研究的作用也正是基于此，通过对浙江海岛居民群体心意民俗信仰的解读，可以看到民俗信仰对海洋生产作业、渔民日常生活等的重要影响。从传统的优良习俗中吸取海洋民俗的文明，让海洋民俗的精髓得到有效的传承与发展，以民俗道德规范社会民间，这是依托文化传统发挥社会功用、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效果。
  • 摘要：《漂海录》是记录崔溥(1454-1504年)为了给父亲举丧,在成宗18年(1488年)闰1月3日,从济州岛乘船去罗州时,因在海上遇到风浪,经过13日的海上漂流,终于到达了中国江南的浙江省,然后途经北京和辽东半岛,终于在6月14日返回朝鲜的经历写成的一本书.一直以来，崔溥即使在赞扬江南的富裕时，虽然有强调了对带来繁荣的商业或奢侈以批判的形式描写的初期记录，但是6月4日的比较当中，只有对事实的描述，没有言及批判。甚至在崇尚道教和佛教的方面也是一样。对此，因为在前面有了以批判的方式言及的部分，所以可以看作不再言及。从崔溥在对人情和风俗作证来看，也不能完全认定。即最初是以批判的视觉来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以看作视觉变得肯定和积极。虽然都处在儒教圈，更多表现为中国重视义，朝鲜重视孝，日本重视忠，而《漂海录》中崔溥说的朝鲜是只信奉儒教排斥佛教和道教社会。与此相反，中国是儒教和佛教、道教共存的社会。崔溥死后的1504年的次年，王阳明逐一提出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说构筑了和朱子学对立的心学的思想。王阳明确定儒教为大道，佛教和道教为小道。对此非但不排斥，而且认定相互之间有交集。
  • 摘要：唐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途径逐渐由陆上转为海上,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面繁荣,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央的宁波成为东亚海域交通的枢纽港.本文力图聚焦于与宁波港城相关的"点"——宁波港区空间与对联港博多的唐房、"线"——甬江航道和东海航线进行考察,借此重新审视古代宁波东亚海交枢纽港地位的确立过程及其动因.从宁波港城城市空间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滨海港城城市空间结构的共性：在河道影响制约下形成的不规则的城市轮廓；相对开放与流动的城市附属空间——港区的存在；发达的内河航道和海上航路。宁波能够成为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港，不仅归因于它借助浙东运河-京杭运河联结的广阔腹地，也要归因于甬江航行条件的优越、舟山群岛外港与宁波内港的配合，此外，宁波与博多之间互航对联的固定化、博多港中国人的移住，也推动并保证了古代宁波海域交通网络的伸张。
  • 摘要：妈祖褒封的研究史就是妈祖研究史的一个缩影，由于其天然的政治优势所赋予的文献资料的准确性与丰富性，对褒封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妈祖的传播历程，虽然褒封次数的纠缠不清就足够让领略这一课题的难度，但相比于田野调查的不确定性，它的明晰程度还是令人欣慰的。李献璋曾经为自己过分依赖文献史料而胆怯，他小心翼翼地为自己辩护道：“当民俗学产生之初，其国一反从来的史学研究方法，极力拒绝文献记录，只认为从活着的传承提供的例证才有价值。同时认为民间遗存的传承中保持着比文献记录更贵重的形态要素。可是在中国，正因为文献丰富，大多保留着原始的痕迹，特别宋代以后的文献，不少记载着民间的俗信、传说和生活习惯，只要正确地掌握，文献资料也可以取得这些东西。文化现象即使说变动得很慢，但既然在变动和发展，文献资料对了解其过程有用。毋庸置疑，即使只观察现阶段现象的社会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像医生诊察病人要调查遗传关系那样，不运用文献不能深入把握对象。”现在看来，他的担忧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妈祖，并没有一直仅仅生活在民俗当中，或者说生活在民俗中的妈祖并不足以吸引如此多的关注目光，仅仅依靠民间遗存的传承要素也不足以全面反映她的真实面目。
  • 摘要：从1950年5月解放舟山群岛,到1955年1月-江山岛登陆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撤出大陈岛、披山岛、台山岛、南麂岛等沿海岛屿,实现浙江全境的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形势下的新贡献.浙江沿海岛屿的解放,从战术意义上说,为解放军积累了登岛战斗的实战经验,为解放台湾,实现全国的解放提供了军事上的基础.从战略意义上说,对于粉碎美蒋阴谋,稳定沿海局势,保障南北沿海交通畅通,保护沿海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过程,也是激发浙江沿海人民爱国热情,全力以赴投入支援前线的过程,在浙江现代史上写下了永载史册的一页.
  • 摘要：本文围绕着韩国近现代期代表知识分子六堂崔南善(1890-1957年)的论述,重新讨论和发掘韩国近代期"海""半岛国""三面环海国"的意义.从历史上来看,虽然新罗时代已有了像张保皋一样被称为海上王的人物,但相较海洋,韩国对陆地—大陆更感兴趣.这就意味着比起渔业和海上贸易,传统韩国对农业山林经济更为关注,考虑到这一点,崔南善唤起近代韩国的海洋意识,提出"半岛国"="三面环海国"是值得肯定的.崔南善把海洋跟少年连接在一起,提出了跟古时代不一样的战略,试图通过海洋给少年以想象力.具体来说他让三面临海的韩国民族通过"海王"="英国海军"的成功故事里得到启示,从"海"上寻找希望和想象力.这里海被认为能通过船从"四面得到新消息",是给"蛮荒一方带来泰西文明(=希望和光)的通道",能给予少年所期待的帝国式"兴起"想象力.同时这也能说是近代期韩国脱离弱小国地位的一条捷径.考虑到最近在东亚围绕海洋发生的诸般变化和纠纷,崔南善的"把关心转移到大海"的近代思维直觉给了很大启示和反省.换句话说,让思考诸如:一海相连却又国家利益优先的东亚国家怎样获得安宁与和平?双赢的战略又是什么?等等.同时本文的"补论"里还记载了韩国人对"鲸"的记忆,试图探寻韩国人丧失的"海"的记忆里是否还存在着"有鲸游玩的海的风景、捕鲸"等很久以前的影像,当然这里还包括古代"捕鲸"过程的记忆.
  • 摘要：明代海洋政策的制定更多关注的是政治与军事因素，而这直接体现在宁波港经济功能的弱化与政治功能上升的变化趋势中。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不是政府一纸禁令就能改变的，双屿国际走私贸易港口的崛起就是国家海洋政策不合时宜的具体表现。而长达十余年的“嘉靖大倭寇”终于使明政府意识到，严格海禁的实施根本无法有效保障沿海海防安全，东南私人海洋贸易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朝贡贸易体制崩溃之后，政府最终在私人海洋经济发展与国家海防安全矛盾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私人海洋贸易的有限开放。但由于此时中日关系的紧张，加之江南经济稳定对国家赋税的重要性，宁波港失去了直接对外贸易的合法地位。此后，直至清末宁波港大部分时期都是作为国内贸易中转港活跃在海洋经济发展的舞台之上。在国家政治与军事考量超越经济因素的时期，海洋政策对于海洋港口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但当这一前提条件消失后，宁波港作为国际贸易大港的地位也会随之恢复，今日宁波港的强势崛起就是明证。
  • 摘要：中国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渔乡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传承与开发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不仅是中国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更是弘扬海洋文化的需要.运用创意手段对海洋非遗进行新的诠释和演绎是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海洋节庆活动是展示海洋非遗丰富内涵以及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重要平台;文化研究与非遗教育为海洋非遗的传承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同时,开发海洋非遗,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指导下进行科学的规划，发展海洋文化产业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合理保护和开发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海洋文化产业要有世界眼光，推陈出新打造海洋文化精品，文化创新带动产业腾飞，培养既能传承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懂创意开发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文化人才。
  • 摘要：文化是一种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开发为商品供给人们消费.依托"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介"专项(908专项),遵循《浙江省沿海地区海洋文化资源调查技术规程》,浙江省开展了全国首次以海洋文化资源为对象的基础性、区域性调查活动.本文认为,浙江海洋资源异常丰厚,拥有广阔的海域、漫长的海岸、丰裕的滩涂、优良的沙滩、众多的海岛、天然的良港,属于海洋资源大省,海洋文化特色突出.浙江海洋文化资源以其内容的丰富与多样、内涵的深厚与博大、开发的潜力与优势、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呈现了自身独有的特点与魅力,为建设"海上浙江"提供坚实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保障.
  • 摘要：16世纪末的在日明人社会构成颇为复杂，除了季节性的赴日海商和战争期间的明朝间谍、使节之外，还有长期居留日本的明人奴隶、在日明商、明人倭寇、从军明人等不同构成。可见，当时的在日明人已较深地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当时的在日明人大致可以归结为明日贸易、倭寇活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三个要素。但是，随着16世纪末的整个东亚世界的急剧变动，这些在日明人的社会构成很快就被打破。因为倭寇集团的不断弱化和明人奴隶在日本社会内部的重新流动，明人倭寇和明人奴隶两种构成逐渐消失。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曾经一度活跃的明朝间谍、使节和侵朝日军中的明人，随着战争的终结，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江户幕府与明朝重开勘合贸易的多次尝试归诸失败，但明朝方面的海禁逐渐松弛，赴日海商不断增多。而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和中原战乱，则引起了明朝义民的出海逃亡。从事长崎贸易的赴日海商和明朝义民逐渐成为17世纪在日华人的主角。
  • 摘要：本文基于2004年与2008年浙江经济普查数据,运用GeoDA软件和SPSS软件判识了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杭州、宁波、金华、台州4市为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四大高地;湖州、丽水、衢州、舟山4市为四大低谷.杭州、金华、台州、丽水2004年与2008年两年区位熵均值大于1,其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化程度高,空间分布集聚;2004年的舟山与2008年的衢州区位熵大于0.9,其产业专业化程度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空间分布有集聚效应;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的区位熵均值都小于1,其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空间集聚度均亟待提高.七类因素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影响程度从大到小的排序为:人才因素、科技因素、政府因素、基础设施、市场需求因素、经济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和宽容因素.其中,人才、科技和政府的支持是影响浙江文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 摘要：在攫取中国相关占领地的过程中，英国采取了随势而定的策略。在这个确立过程中，不仅有“蓄谋已久”的一面，而且有随机调整的一面；不仅存在着必然性，而且也存在着偶然性；这不仅有英国政府的侵略意图，而且还有它的驻华代表所发挥的作用，例如义律以及璞鼎查等人的意志显然更大些。在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爆发初期，英国更为关注东南沿海、长江流域以及广大的北方地区，曾经第一个要侵占的中国岛屿就是舟山，这势必遭到中国政府超乎寻常的抵抗和反对。鸦片战争仅仅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的初次交手，难以想象当时的清政府会出让这片至关重要的地区，而当时仍为僻远小岛的香港却比舟山更易于获取。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为中国唯一开放口岸，香港亦为广州开放贸易圈中的一个地区。在华的英国商人与广州长期进行贸易，在华南地区具有极深厚的经贸基础。义律、璞鼎查这些人之所以坚持占据香港，更注重于历史所形成的传统，注重照顾在华英商的既得利益，提出的方案比较具有可行性。因此，英国政府根据他们提出的建议，调整了对华的占领地战略。
  • 摘要：本文阐述了明代浙江海洋灾害频繁,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救灾措施,如赈灾、修筑河渠、海塘等.明代赈灾有如下特点:有系统的理论;有具体的赈灾策略和措施;有成熟的经验和较为周到的准备;灾害过多,考验太大.尽管明政府有积极的态度和周密的措施,但其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过于频繁,最终导致其国库空虚,疲于奔命.这也影响了其赈灾的效果,而民间义军的兴起也与此有关.再加上外来入侵,军饷加派,内外交攻,终致明政权摇摇欲坠.
  • 摘要：海洋旅游是影响最大的海洋产业之一,随着海洋旅游的发展,各地都在积极开发海洋节事旅游.本研究通过对节事旅游的研究回顾,基于旅游吸引物的视角对两个国家级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事进行对比研究,节事旅游开发价值的判断，最主要看是否吸引旅游者持续进入，旅游者进入后的停留时间，以及旅游者的参与性、体验性。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京族哈节更具有大众性，更可能开发成一个旅游节日，从旅游开发对当地社区的经济影响看，哈节更能促进当地居民的收入提高，因此作者认为,民间主导、娱乐性强的海洋节事模式更有可能促进旅游业发展.
  • 摘要：本文试图运用"海洋经济"相关理论来概括古代浙江沿海一带经济发展状况.古代"海洋经济"从内容上包括海洋渔业经济、海运经济与海洋贸易;海洋贸易包括三个内容,商品,即海产品贸易在国内贸易中占一定比重.交通,即借助便利的海洋运输条件,而从事的国内或海外贸易活动.买卖双方,即根据买卖对象,海洋贸易可分为内向型的国内贸易和外向型的国际贸易;海洋贸易是海洋经济的主体,具有浓厚的商品经济特性.这决定了区域海洋贸易研究应以了解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状况为基础.
  • 摘要：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海洋政策的频繁变动直接影响着宁波港港口功能的转换,"海禁"政策的推行和日趋保守的贸易政策迫使宁波港开始转向沿海贸易和内河贸易,宁波港也一度出现沿海贸易尤其是帆船贸易快速发展的盛况,其在东南沿海港口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该时期的宁波港不仅是清代沿海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更是商业船帮的重要聚居地,而西方列强对宁波港的长期觊觎,也从另一侧面显示宁波港地位的重要.
  • 摘要：广州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兼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50年6月,叶剑英赴北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叶剑英在《广东省工作报告》中说:"广东全境,有大陆,有海岛如东沙群岛区、西沙群岛区、中沙群岛区、南沙群岛区、万山群岛区.""所以广东的实际疆域是包括宽阔海面的.保护这些海岛及沿海口岸,使其不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海盗所侵占,不仅和保护我神圣领土有关,也直接与广东大陆的治安有关."这是叶剑英在全国规模的大会上第一次提到海洋的军事意义,并把宽阔的海面纳入广东的疆域,开始重视海洋存在的巨大的政治与军事价值.1950年9月,在广东省首届民政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提出了:"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基本方针,把广东的城市、农村和海洋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充分发挥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的作用.在实施"面向海洋"的战略中,叶剑英提出:"必须把东沙、西沙、中沙各岛控制起来.在科学发展到征服了天空和海洋的现在,一个小小的荒岛,都不能放弃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各个国家还没有意识到海洋、岛屿的社会、经济及军事战略价值时,叶剑英能超前提出控制南海岛屿,即使是一个荒岛也不放弃,这种思想的的确确具有远见卓识!1950年11月,叶剑英在广东省农林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画广东地图,画了一半,忘了一半.""海洋上有海南岛,还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万山群岛等等一个大水国,还未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过去,反动政府对这许多岛屿是不管的.现在,可要去管理了."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南海维权问题开始于叶剑英,叶剑英是南中国海海疆维权第一人.
  • 摘要：本文综述了当前中国学术界对文化定义及海洋文化内涵与特征的各种观点,并以舟山群岛海洋文化为例,创意性地提出了作者对海洋文化内涵与特征的基本思路和观点,认为海洋文化是大陆文化延伸入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因海而生,因海而兴.而其本质是人类与海洋互动关系,并有六大基本特征.分别为漂流性、包容性与多元性；重商性、开放性与外向性；原创性与民俗性；冒险性与开拓性；神秘性；传承性与变异性。
  • 摘要：宁波、舟山核心区海洋文化建设是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近年来,宁波、舟山的海洋文化建设虽取得进展,但受制于现行的行政区划,仍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规划的情况,从而制约着海洋文化建设的发展空间.为了全面推进核心区海洋文化建设,宁波、舟山需要在《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指导下,通力合作,形成有统一领导、分工明确、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格局;明确建设目标与任务,制定海洋文化建设规划;搭建研究平台,共同推进海洋文化研究;合作开发,打造海洋文化特色品牌;加强海洋文化宣传力度,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
  • 摘要：在海洋战略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时代背景下,钩沉史籍,分类整理,撰写中国海洋古文献总目提要,编纂《中国古代海洋文献集成》,为中国海洋文明研究提供全面系统的文本支持,编纂《中国古代海洋文献集成》，要通过各种途径检索，钩沉史籍，调查清楚历代传世文献的数量种类，摸清家底，根据相关著录取得馆藏信息，通过复印、购买、文献传递等途径，最大限度掌握文献资料，并进行系统研读，撰写提要，置于卷首。仅凭一地一己之力显然足不够的，进行广泛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努力争取政府支持。研究过程中，应通过多方途径积极寻求政府支持，包括文献使用、项目经费、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海洋古文献是海洋文明重要载体之一，在海洋时代到来的大背景下，政府理应成为此类研究的倡导者、推动者。
  • 摘要：远洋渔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产业和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远洋渔业对保障食物安全、缓解近海渔业捕捞强度、带动渔区经济发展、丰富国内水产品供应、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及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迈克尔·波特的产业竞争力模型,从生产能力、贸易与加工能力、可持续增长能力、要素禀赋及外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影响远洋渔业竞争力的五大要素,构建了递阶层次的远洋渔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沿海十省市的远洋渔业竞争力进行比较评价,分析了浙江远洋渔业的竞争力.
  • 摘要：浙江海洋文化景观是浙江海洋文化的体现形式.文章在分析浙江海洋文化景观构成的复杂性、海洋文化景观的时代性、地域性、功能性和稀缺性的基础上,指出自然环境是文化景观建造的基底和物质,人文社会环境控制着区域文化景观的内质与精神.并从盐业生产、农耕文化、渔业生产、沿海聚落的选址等方面分析了海洋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环境感应机制,从经济发展、文化底蕴、宗教信仰和海防军事等方面阐析了海洋文化景观形成的人文环境作用机制.对充分认识海洋文化景观资源的价值，落实相应的保护措施，传承浙江悠久的海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浙江海洋文化景观形成机制的认识，也有利于合理的海洋文化景观开发利用方式的科学选择。
  • 摘要：明清小冰期是中国气候的异常期,各种自然灾害频发.通过系统搜集、整理明清时期浙江沿海地区自然灾害历史资料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明清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各种灾害发生频次成波动上升的趋势,在明末清初达到一个高峰值;水灾、旱灾、台风和潮灾是该地区的主要灾害类型,且水、旱两灾的发生最为频繁,水灾高于旱灾.台风与水灾、潮灾之间是高度相关的,且台风灾害是浙江沿海地区的主要致灾因子,台风灾害诱发的灾害链具有波及面广、危害严重的特点.台州府是明清时期浙江沿海地区水、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的地区;浙北平原上的杭州府是特大损失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特大损失程度灾害的主要类型为潮灾,且集中分布在浙北平原,浙南山地和浙东南平原丘陵分布较少,以平原、丘陵及低山等地貌类型为主的孕灾环境对浙江沿海地区水灾、旱灾、台风灾害和风暴潮灾等4种主要自然灾害类型及其损失的空间分布有着显著的影响.
  • 摘要：渔业,是人类最早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个产业.中国是渔业大国,也是渔业最发达国家.渔文化是农业文化的一种,它是渔民在长期的渔业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流转性和传承性的物质和非物质方面的成果.渔文化与鱼文化具有交集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渔文化历经千百年的沉积、调适与传播,其精神内涵及象征意义也随之发生改变,但是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却十分丰富.，渔文化蕴涵着不畏艰险、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对于渔民而言，茫茫无垠的大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问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大海充满了神秘、危险诱惑和希望。渔民面对大海会有一种渴求生存、鼓起勇气，奋勇超过大海的愿望。渔民与海不断地搏击，海既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同伴。在变幻莫测，险象环生的风浪中，渔民增长了他的智慧和才干。渔文化蕴涵着朴素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文化精神。生态文化是指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文化，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思想。渔业是中国最古老的生产行业，古代渔业的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世界渔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 摘要：浙江因地近日本,因而倭患尤重,故明代浙江海防建设自始至终"以倭寇为警,以备倭为要".一方面,浙江海防是明代海防体系的中枢.有明一代,中国沿海防御体系从这里开始建设并纳入国家防御体系之中,对倭作战计划在这里着手制定,对倭战略进攻从这里开始打响.另一方面,由于倭寇对东南沿海的入侵时紧时松,也由于明代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状况不同,明代的浙江海防建设亦呈现出忽强忽弱的阶段性与被动性.
  • 摘要：元代对海洋是非常依赖的，敬畏海洋，求助海洋，就成为元代祭祀的重要心理需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蒙元统治者最初发迹、征战的地方都是大陆，而对浩瀚无际的海洋肯定有恐惧感，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陆地祭祀向海洋祭祀的一种文化延伸，是一种现实需求的精神层面上的展现。天妃崇拜是元代海洋文化的重要标志。船在元代是很重要的运输工具。其不仅可以在湖泊河流里航行，更是海上运输的载体，因此船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元代的海洋民俗，还表现在海岛民众的性格与文化。这是一种与陆地有着很大差异的文化，与海洋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联，因此造就了顽固、刚烈，不易被驯服的海岛之民。卷一百八十五《列传第七十二》：“海岛之民，虽顽犷不易治，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为之变俗。”。
  • 摘要：古代涉海叙事是中国海洋小说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表述,它文本短小、不讲究故事的首尾完整和情节的曲折紧张,其"笔记体"性质是相当明显的.本文用"辑释"的形式选辑了先秦及汉魏晋部分涉海笔记小说,包括《山海经》《列子》、东方朔著作、干宝《搜神记》等有关涉海叙事,予以简要评析和介绍,以便一窥古代海洋小说的叙事风格和其内涵价值.
  • 摘要：朝鲜时代因被“贱视”而连邻居都不送的凤尾鱼成为了近代韩国渔业的象征，是因为它所特有的商品性。日本的凤尾鱼渔业是以农业发展的附属业态而发展起来的，风尾鱼生产量的增加变成了农业生产量增加的必需条件。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近代期朝鲜凤尾鱼渔场被用来做日本肥料市场的腹地，凤尾鱼在日帝强占期扮演着“朝鲜工业化”的牵引车的作用而被生产成工业原料。根据日本市场的要求，渔业变得单一化，少数几个渔业品种发展规模极大是韩国近代渔业的重要特征。
  • 摘要：无论历史还是国际法,都充分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中日双方就搁置钓鱼岛争议曾存在谅解和共识.日方之所以连几十年前的权威史料都要篡改和否认,有其一条看似长远战略的"企画链".概括地说,就是"一个借势","二个事实","三个利用","四个借口","五个忌讳","六个企图".在日本看来,围绕与俄、韩、中而展开的所谓"三大领土之争",最易于得手的就是与中国的钓鱼岛之争.日本觉得从实际控制到永久占据的条件已经成熟,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又促使日本加快了窃取钓鱼岛的步伐,这可以说是近年来中日岛屿之争日趋激烈的关节点.对此,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要有效利用日本、琉球、朝鲜等历史上周边诸国的各类文献，说明在明清时期，两国政府在领土划界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共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权在两国之间毫无争议，加强对外宣传，争取民心。
  • 摘要：本文将就宣和奉使高丽及封祀的过程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求教于大家.宁波(四明)与航海保护神妈祖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俗传妈祖的第一个封号起源于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五年路允迪出使高丽的活动中.路允迪出使高丽从宁波启航前往高丽首都开城,随从书记官徐兢事后撰写了出使报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其中谈及海上遇险曾得到海神护佑的情节,于是宋徽宗有封海神诏书和在宁波等地建庙宇以祭祀海神.但这个被封的海神并不是后来传说中的妈祖,而是福州地区的海神演屿神.妈祖的成神经过未必与路允迪航海活动有关，但路允迪航海后产生的海神封祀活动以及妈祖神格的上升却真实地反映了南宋时期海上活动的情况，那时，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处于繁盛阶段。
  • 摘要：本文以舟山群岛新区为例,探究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促使舟山群岛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产业的浪潮中脱颖而出,为舟山群岛新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核，就更应该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业化的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纯洁性，通过身份辨别，给予本省游客旅游优惠，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分发旅游消费代金券，刺激旅游文化类消费，已经成为除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之后，另一种拉动内需的有效方法。利用地缘优势，花大力气从上海、杭州等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较好的城市引进文化产业高级人才，人才的引进不仅可以解决当地缺乏发展相关文化产业的经验，也可以从源头上改善舟山群岛新区文化产业薄弱的现状。以公益宣传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而宣传舟山群岛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人们来舟山休闲、养生、旅游，感受纯正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获取的资金应当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充足的资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更好的保护。
  • 摘要：文章运用地域文化的相关理论,依据地域、作家、作品三者的关系,对其小说进行详尽分析,从而探讨温州文化对张翎小说海洋意识的影响.指出地域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也多受地域文化的熏陶,这是他的精神原乡和人文素质的基因来源.从温州移民出去的女作家张翎,她的血液中浸透着温州文化的内在意蕴,她的性格中有温州人共有的文化性格,她的作品中有很多温州元素.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统掌故等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陶冶、战争的劫难，体现出文明的绵延性和生命力。正是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俗描写，无形中增强了张翎小说富有温州海边城市人们海洋意识的地域特色。
  • 摘要：本文围绕东亚的海洋交流产生的摩擦和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因文化的冲突发生的领土及境界问题。而且就近代以前是因大陆势力的膨胀的延伸，近代以后是海洋势力在进人大陆过程中，围绕境界而发生的对立和冲突。因此，以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发生摩擦为主的观点来研究近代前后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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