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艺术史上的诗书画印典范论及其变迁——兼及苏轼诗性世界的张力

摘要

元明以降,随着文人印的崛起,诗书画印之间形成了广泛的互文性叙事。早在宋代,苏轼就曾以杜诗、韩文、颜书、吴画并举,推为“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典范论基于唐人的艺术实践,即风格上的雄丽健举,法度上的森严、“集大成”而“一变古法”,具有统一性。但它却在明清之际被重构了:颜真卿变而为钟繇、王羲之,吴道子变而为二米、为黄公望。重构的因子正伏藏于同样来自苏轼的“士人画”理念。这既意味着苏轼本人的诗性世界里存在张力,也意味着这种张力最终发露,变而为近世艺术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典范论的重构,与明清画学史上的南北宗之分、书学史上的晋唐之争密切相关,董其昌在其中提供了相当有代表性的理论。综合考察不同时期诗、书、画、印艺术典范之间的离合同异,不但可以看到晋—唐、唐—宋、儒—道、仕—隐、韵—法等诸如此类的分野是如何在艺术领域中形成的,也可以看到文化是如何“规训”艺术,而艺术又是如何于植根于体类、材料,在有限空间内保留了它“不服从”的天性的。